以合理程序规范“撤点并校”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7月23日，教育部公布《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力图解决农村学校撤并带来的路途变远、交通隐患、班额过大等突出问题。

“撤点并校”已进行十多年，其间也不乏政策上的小修小补，但中央部委出台政策予以整体纠偏，这还是第一次。从《意见》来看，纠偏的基本原则是很清晰的：重新强调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以程序规范为“撤点并校”套上牢笼。

《意见》并没否定“撤点并校”，也未暗示可以走回头路。“撤点并校”开始以前，农村教育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撤并开始以后，又往往成为了撤并而撤并，教育规划从一个极端过渡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才是最突出的困境。因此，我们反思“撤点并校”也不应在两个极端间徘徊，而是应认清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认真从农村教育规划的角度看待“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暴露了很多问题，如“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这些问题恰恰是教育资源没能得到合理配置的体现。问题不在于撤并本身，撤并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本问题在于一些县级政府仅仅以教育规划为幌子，通过撤并学校来回避基层财政压力，甚至通过撤并间接服务于城镇化运动——撤并制造出很多县城中心学校，这些学校甚至具备了强大的资源吸附能力，这成为城镇化运动的良好契机。

为了避免“撤点并校”被地方利益裹挟，撤并就需要一套合理程序，一方面限制学校撤并主导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合理吸收学生、家长的诉求，并将其纳入到撤并决策的考虑中。简单的说，“撤点并校”需要限权，需要监督。

“撤点并校”最早的政策依据是2001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该《决定》仅仅从原则上提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具体操作上，县级政府却可以在“专项规划”上完全“因地制宜”，实际上相当于有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利益的考虑自然容易渗透其中。如今出台的《意见》则要求县政府的“专项规划”由上级政府审核，由省级政府批准，并上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备案。经此层层把关，县级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将大大缩小。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仅仅通过行政权力的规划来实现？资源配置有其内在规律，如果说经济资源的配置规律可以通过市场来体现，那么公共资源的配置规律就可以通过民意诉求来衡量。哪里最需要学校，哪些学生上学太远，政府的判断只能是宏观的，微观层面上，学生、家长的直接诉求则是核心依据。《意见》提出，“撤点并校”要“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这个民主程序的确是纠偏“撤点并校”的亮点。

当然，程序规范的作用在于确保“撤点并校”真正服务于资源配置的目的，防范地方滥用权力，但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财政投入的方式、力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匹配程度，民间公益力量如何得到合理扶持、引导与利用，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农村教育规划又需要与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整体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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