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北京募捐遇冷背后的公共焦虑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7月21日特大暴雨导致北京地区190万人受灾。7月23日，北京市政府向全社会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市民积极捐款，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

近年来的历次重大灾难中，都闪现着社会各阶层向灾区人民伸出援手的感人瞬间。从反馈的信息来看，民间救助在灾区重建中，也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于此，北京政府在7·21特大暴雨发生的第三天，就向社会公布捐赠账号，号召社会各界积极捐款，也属于救灾的“应急反应”之一。

不过，与一般灾区募捐响应者云集的情形不同，这一次的北京募捐可谓“遇冷”，甚至遭到一些网友的抵制。突如其来的罕见灾害为救援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捐赠的参与可提高物资的集聚效率，这也是整个社会乐见的场景。但这些并不足以支撑北京募捐的社会信任与慈善热情。

在灾情不甚明晰的情况下，比如遇难人数自22日晚以后就不再更新，民间依然还爆出有失踪者，以及暴雨当晚官方在应急上的某些不足，都使得公众对于灾情的公布带有很高的期望。这时的政府募捐恰好与民间期望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所以说，公众对于捐赠口号反应冷淡，首先其实是一种情感冲突的结果。当然，也须承认，郭美美事件后，官方慈善机构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连累”到了此次募捐。

但上述理由恐怕并不能构成这次募捐尴尬的全部原因。事实上，在目前的慈善格局下，以上诱因可以成为任何官方慈善受冷的背景。真正揭示此次慈善尴尬的诱因，还得从“北京”二字入手。

一方面，与以往多发于贫困边远地区的灾害不同，贵为国家首善之区，在公众的眼中，事实上也理当如此，其无论财政还是硬件设施的抗灾能力，都应远远超过一般地区。即便灾情严重，也得区别政府公共责任与民间慈善的差别，前者当是政府必须遵守的义务，而后者则更多趋于一种自愿奉献，民间慈善可以有选择性地对特定灾难目标人群进行救援。另一方面，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如前不久的公共自行车优先向本地人开放，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房价，远远低于其他地区的名牌大学分数线等等资源的严格倾斜，都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众对于北京的亲近之感，尤其是当政府主动出面“筹资”时，加剧了公众惯有的质疑情绪。著名演员张海英在微博不无调侃性地质问，“上学要北京户口，捐款要北京户口吗”，可以说很好诠释了这种公众情绪。

综合说来，北京募捐遭遇的尴尬，已经出离了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危机”，这不仅是网络的传播特质改变的，还折射出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危机：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已经影响到了公众以资源多寡来进行自我归类和分层，并在行动上体现出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长期坐拥非一般城市能匹敌的丰富公共资源，在成全北京高度繁荣的同时，也加深了它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互惠障碍，这种障碍在大多数时候可以被北京无视，但某些关键时刻，也可能于自己不利。

公共资源分配差异可能带来的社会割裂感的加剧，应该是北京暴雨所引发的值得深思的公共命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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