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救济当剔除身份意识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7月21日暴雨时，北京房山北营村的赵先生先后救出多人。随后，与赵先生同院的灾民被安排住进救灾帐篷。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赵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到北车营村务工，至今已有将近20年。

暴雨当晚，身为外乡人的赵先生脱险后，随即加入了救援行动。身为灾民，仍不忘帮助邻居脱险，但自己却被公共救济排除在外，这种情节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历史性的大雨，救援物资在供应上会出现滞后可以理解，但是出于户籍差异，在灾难前仍然将灾民分为“本村人”、“外村人”，这种资源分配依据，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灾害不会因人而异，身处灾难之中，每个人都首先是一名灾民。这意味着，灾难后的公共救济标准，理当剔除所有的身份意识，让每一位灾民享受无差别的救助，至多以受灾程度的不同作相对的调剂。更何况，接受公共救济也是一项平等的公民权利，不容任何理由予以剥夺或打折扣。

当然，单就赵先生的遭遇而言，相信这样的救济原则，恐怕并非来自于行政命令，或许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以及由此导致的僵化的社会管理模式。事实上，此次应急行动中，此种弊端已有体现，如水漫高速时，沿途收费站依然收费如故，延缓了车辆的撤离速度，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京港澳高速的受灾程度。

此次灾难中，一些市民的自发救援行动，被舆论赞誉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但仍需正视的是，一个良好公民社会的养成，不可能仅靠公民群体的单方面行动和道德自觉。政府的引导、配合和互动，直接关系到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进程质量。

灾难面前，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以此而论，政府在公共救济上的有别对待，如果成为大范围的执行标准，就不啻一种次生灾害。因此，公共救助首先当抱持一种平等、无差别的分配原则，而后方能有最大程度上的救灾动员。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