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官员入编突破认知底线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近日，有网友爆料，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政府被曝于2009年以政府公文形式，要求各机关事业单位对61名缓刑期满人员进行安置入编。这61名人员重新被安排工作后，部分人不上班吃空饷，多人获安置后退休。阜宁县政府解释称这种做法有政策依据。（7月31日《山东商报》）

阜宁县政府抛出的政策依据，其实是不具备抗辩力的。鉴于2004年江苏省人事厅所发文件，将“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应予以解聘(已签订聘用合同的)或辞退(尚未签订聘用合同的)”的规定，作了“可按上述规定执行”的补充说明，阜宁县安置61名机关事业单位被判处缓刑，期满后未安置人员入编，其实是将“可按上述规定执行”演绎为了“也可不按上述规定执行”，打了政策的擦边球。

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既然有此上位法存在，上述政策空子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部分人不上班吃空饷，也突破了基本的常识和规定。

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原则，遵循这一理念，阜宁县倾向于钻制度的空子，越规办事的心态是值得玩味的。表面看来，这是对于法律政策的藐视，其实也是赤裸裸的无视民意。官员受贿，本就是法律与民意认知的底线，因之受刑责的官员居然可以再次入编，对于社会底线的撕裂可想而知。这一点，无疑比突破法律底线，更直接作用于人心，让人无法忍受。

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大到问题官员复出的命题上，阜宁现象或只是其加强版而已。官员问责近年来成为一种常态，但伴随问责官员的增加，问题官员的隐蔽复出，也让公众对于问责制度的设计产生了质疑。不难理解，如果连受贿获刑的官员都可以再次“回笼”，一般的行政问责的效力又怎能令人乐观？这也或多或少说明，目前的官员问责制度，特别是实现行政问责与司法问责的对接，还有待改进。问责官员“带病”复出，有违制度初衷，其实也折射出公权力对于民意期望的辜负。因为，很多时候，类似于阜宁事件，公众并不需要从制度理性上去判断是非，而更多是缘于纳税人的角色自觉，据常识来做判断即可。所以，相应地，任何的权力行为，都应从是否能顺应民意这一关得到制衡。

无独有偶，同日另一则新闻就可佐证上述这一观点。在今年江苏省12个省辖市的市县乡三级政府换届工作中，共有25名官员因德行考核不达标被一票否决，其中包括8名处级官员和17名科级官员（7月31日《现代快报》）。按常理，将德行列为官员考核指标，应该说是增加了对于官员的约束力，公众应该表示高兴。而事实是，这种非量化的主观考察，由于公开度和考核方式不能做到让民众满意，舆论对这场“创新”之举仍表现出了普遍质疑，担心弹性过大。症结在于，决策者还是缺少了以普通民众的视角来权衡政策理性的意识。

缓刑官员入编，法律、民意难容。相较于怎样纠偏这种个案，此事中更大的反思价值在于，要以一种怎样的制度突破去实现公权力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内生出服膺于民意的权力谦卑，让常识错误，公然违背民意的权力荒谬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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