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暴雨反思城市公共精神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相对于创下61年来纪录的大雨带给城市的狼藉，暴雨中一些自觉的公民行动，如市民通过微博互动组成“双闪车队”，去机场接送滞留乘客；一些市民或店铺主动开放门庭，给雨夜中的市民留宿等等现象都可以说于灾难之外，给人另一番温情写意。对此，媒体也不吝溢美之词，称赞这些公民行动。

而就在同一场暴雨中，我们也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暴雨当日，面对滞留机场的乘客，部分出租车喊出了4倍于平日的价钱，一度被称为“趁火打劫”。这样的差异或许会让我们对于温情中的公民行动抱以疑惑，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社会表情？

毫无疑问，暴雨中呈现出的两种反差明显的市民表现，其实不存在彼与此的分野，也许借机涨价的的士司机会是高考义务送考行动中的一员，也许紧急驰援的市民曾是冷漠路人中的一个。这两幅戏剧化的场景只不过恰好共同折射出现今城市生态中的公共精神，的确还很稚嫩。

城市作为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空间，公共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较于传统社会中乡土伦理之于乡村的给养，主要靠人为造就的现代城市，如果缺乏公共精神的涵养，则必然失血，变成彻底的物质丛林。

公共精神，顾名思义，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公共空间的存在。反观现今大多数城市生态，公共空间依然比较狭小，市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并不多。如近年来，许多城市都流行提炼城市精神，从初衷而言，并无不妥，相反，理想状态下它也提供了一个公共参与的机会。但现实是，大多的城市精神，都主要由权力进行确认。不但不能激活公民意识，这样产生的城市精神也无法真正让每个市民产生精神认同。

公共精神一方面要确保市民在对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上享有参与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对于公权力的监督上，公民的权利得以严格呵护。观照现实，在政府信息不透明、权力主导城市化建设的今天，这样的监督权利无疑还很孱弱。因此，参与与监督渠道的双重堵塞，公共空间被挤压，市民参与公共行动的机会被压缩，流动于城市的个体就只能成为局限于私利的原子，归属感与公共精神自无法自然生长。

对应的，缺乏了共同的精神归依，民间就失去了自发合作的动力，社会共识也难以达成。简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性较低，所谓社区自治，公共理性都成为稀有资源。缺乏催生理性表达和柔性参与的社会土壤，民间就容易显示无组织性的弊端。在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今天，管理者尤其需要正视这方面的信号。

城市化推进到今天，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显现出了强烈的权利诉求。政府应该从城市化的直接建造者，变身为引导者。将权力触角抽离出本属于普通市民的公共空间，通过民间参与、自治、充分的权利博弈，形成自觉的公共规则和社群文化，久而久之也就能升华为城市特有的人文品性，跳出千篇一律的粗粝的城市化。

公共精神的培育，从根本上说是培育市民对于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包括特有的生活伦理、文化认同感。只有确立了共有的主人翁意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城市的发展才可能祛除权力意志下的粗鄙化，真正实现“诗意的栖居”。从暴雨中一些公民的自发行动可以看出，公民参与的欲望并不匮乏，公共空间的不足和参与渠道匮乏才是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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