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案：司法调查如何回应舆论关切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8月7日，云南昭通警方通报称巧家爆炸案系村民邓德勇不满征地和房屋补偿，伙同宋朝玉作案。此前被警方认定为嫌犯的赵登用，其实是被两嫌疑人花100元“雇到案发现场去”来的，也是爆炸案的利用受害者。警方就此前对赵登用的相关表述道歉。警方在去年的通报中曾称赵登用仇恨社会，并指其是嫌犯。

迟来的真相，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度被认定为嫌疑人的赵登用得以沉冤洗白，真凶的作案动机被最终证明与征地补偿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此前舆论的质疑——这正是围绕在巧家爆炸案之上，舆论质疑的核心要素。当最后的调查结果，恰恰与官方一度对外否认的舆论关切形成某种吻合，那么，警方除了对于被错误认定的赵登用表示歉意，更有必要反思整个案情发展过程中在回应舆论关切上的表现。

爆炸案发生之初，舆论的关注主要由发生在当地的拆迁风波而起。如果说此种质疑有来自于网友情绪上的主观判定之嫌，那么，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官方在回应上却同样陷入了一种“主观逻辑”圈套：无明显证据的正面否定舆论质疑，武断认定赵登用为嫌疑人，当地公安局长以个人前途担保赵登用系嫌疑人……很显然，这些都与依靠事实证据说话的严谨推断严重背离。由此，民间与官方再次陷入自说自话的说理死胡同，更多的“对话”反而加剧了司法信任的流失。

舆论的盯防表明，当地官方在以上回应中的表现，负面影响显然并不止于释疑的失败，它带给公众的主要观感：急于与拆迁疑云切割，以锁定赵登用为嫌疑人来证明办案效率，反而都增加了新的公众反感，背离了澄清事实的回应初衷。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舆论之所以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欲，与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有关。但从官方的回应来看，在无严密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急于抛出结论和正面否认，既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也是缘于对舆论质疑的错误定位。

当然，不可否认，在当前司法现状下，司法部门对于案件的过早定性，与地方行政力量的掣肘密不可分。从爆炸案的背景来看，这起事件也似乎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但局长以个人名义担保案情，无疑犯了公正司法的大忌。有必要看到，随着信息的开放和技术的普及，民间的质疑已经不完全是情绪的附庸，如在钱云会一案中，民间第三方调查团的参与，就构建了一条以民间力量来实现的证据链，并以此反击官方的回应。这种现实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回应更需做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否则，必然招致更大的信任危机。

还需要破解的一个认知误区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舆论通过关注所要达到的诉求，也都是指向案件的真相，这与司法机关的调查至少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承认这一点，对于公众的质疑，司法机关理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从完善信息源的角度给予民意必要的尊重，甚至是将它当成一种辅助性调查，而非急于否定。这种格局能够实现，舆论质疑和司法机关的回应，自然不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反而会有助案情的推进和司法公信的提升。

公民权利意识萌发的时代，作为正义底线捍卫者的司法机关如何做到正确回应社会关切，愈发显得重要。巧家案真相的浮出水面，正在此方面给司法机关上了反面的一课。其实它只是昭示了一个司法领域的老问题，真相可以来得慢一点，但无法被无司法程序支撑的“真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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