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超载当“两条腿走路”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8月1日，河南省淮滨县司机杨华（化名）开着一辆“超载”的大货车，主动去淮滨县马集镇的超限检查站办罚款“月票”。去年开始，当地货车司机为了少被处罚，每月月初，到县城的超限站交钱，不同车型缴纳的费用不一样：三轴车（前后有三排轮胎的汽车）需缴纳5200元，两轴大车（前后两排轮胎）缴纳4400元，小车缴纳3300元。

“罚款月票”不是什么新事物，不少地区在治理超载过程中，都将预缴罚款当作惯用手法，既节省了治理成本，又实现了罚款创收，司机也乐于接受，甚至哪一道路或桥梁受损被质疑为豆腐渣时，“超载”还可作为有力的回击措辞，可谓一举多得，这套执法思维也就难以根绝。

执法变“执罚”，治理超载变成“放水养鱼”，价值错位是明显的。治超的目的，是规避超载对于公共安全、道路养护的危害。揆诸新闻，因超载而致的安全事故，以及道路受损乃至桥梁垮塌事故，并不在少数。在治理中，执法是工具，罚款是手段，这些都是服务于治超的，跳出了这一公共利益的语境，罚款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罚款月票”本质上，是用市场逻辑替代执法理性，通过预缴罚款，司机等于和执法者达成了一笔交易，执法部门有罚款入账，司机则超载渔利，双方遵循的都是纯经济视角，都是以自我或部门利益最大化为交易准则，对超载可能产生的成本，则不予计入。毕竟这部分成本与司机、与执法者都没有直接关联，就算超载压垮了大桥，压坏了道路，也没听说会让执法部门埋单，最终还是得靠公共财政掏钱。这与地方环保部门收取污染企业“污染费”的逻辑很像。

毋庸置疑，以罚代管的行政思维，对治超只会产生反作用，对司机形成负面引导。因此，要治超，首先得治理这种损公肥私的市场逻辑，让罚款回归争议，让执法具备理性。但是，这只是治超的一个层面，超载多发难治，执法沦为创收工具是其一，税费负担过重才是根源。

司机预缴罚款，本身也是无奈之举，运输领域流通成本畸高，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时候，由于通行费用过高，运输成本与运输所得往往形成倒挂，如果司机不超载地跑一趟，很可能会收不抵支。这种收支结构下，如果通过一次性预缴罚款，可以让后续的运输成本与收益理顺，超载变得普遍也正常。隐藏在这背后的，倒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收费站点，望不到期的收费时限，以及过重的课费标准，这些都是逃不掉的硬成本，既然逃不掉，就只能违法超载，超载就面临罚款，一些执法部门又想着创收、想着简化管理程序，罚款就成为执法的目的，如此一环扣一环，构成了“罚款月票”的完整链条。

显然，靠“罚款月票”来治超，只会南辕北辙，越治越超。根治超载顽疾，还得从超载发生的完整链条上找突破口，这就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变革执法思维，加强对以罚代管的问责力度，实现罚款收支透明化；二是缩减车辆运输的税费成本，加大对超期收费、超标收费以及收费站点过密的整饬力度，扩大收费公路的免费通行范围，从根源上改变“不超载就亏本”的倒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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