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就是有个自由身

长江商报消息 网上流传一个“故事”，说肯尼亚一个厨子伊齐基尔，曾获北京奥运长跑亚军，在伦敦奥运长跑比赛中，又夺得3000米障碍赛金牌，网友都为这样一个业余而非职业的选手大呼佩服。有认真的网友查证，说伊齐基尔只是北京奥运第七名，今年伦敦3000米障碍赛冠军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业余或职业只是就选手的职业身份而言。靠某项运动谋生，训练、比赛就是工作，这就是职业选手，比如三大球的选手，多是职业选手，因三大球市场化、职业化程度高。而一些难以商业化的比赛，比如举重、跳水等项目，在国外，业余选手就会多一些。当然，一个职业运动员也可以是一个业余选手，比如某个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参加奥运长跑，就成了业余选手。

国内很多项目的运动员，既非业余选手，也非职业选手，在运动生涯期间，他们既不是靠运动之外的工作谋生，也不是靠职业化的赛事为业，而是靠政府供养，政府“养兵千日”，是为了“用兵一时”。因此，称这样的选手为特种选手更适合，严格说来，他们既不以此项运动为职业，也没有其他职业为生，如同营盘里那流水的兵，在特殊的时段，背负特殊的运动使命，为市、为省、为国去夺取奖牌，并在奖牌带来的奖金、广告利益蛋糕里分成。

有着不同生活收入来源的选手，对比赛的认知感受是不同的，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也要为国争光，为利益而战，但他们的压力相对会小一些，拿到奖牌无比高兴，拿不到天不会塌下来，回家该当厨子还是当厨子。但对于特种选手而言，压力非同小可，拿奖牌是人生翻转的关键，随之而来的是荣誉和奖金，还有广告代言，拿不到，所有的辛劳都可能付之东流，连退路何处也不知所向。更为极端的，就是拿了牌，退役之后也可能有生存之虞，毕竟，在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选手耗在专业训练当中，缺乏应对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像张尚武这样的体操冠军在北京街头卖艺，仍然是凭专业吃饭，但跳水运动员想在街头卖艺就不可能。

更大的压力来自供养者。拿到奖牌，尤其是金牌，皆大欢喜，拿不到，就堵不住国人的嘴。当年，体操王子李宁汉城带伤落败被寄刀片，希望他割脉自杀以谢国人；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只拿了一枚铜牌，家人受辱骂，家里的窗玻璃被打破，有人还要他把吃过的补品全都吐出来。现在，人们宽容多了，但抱怨责难之辞仍然难免，刘翔最近的处境可见一斑。

这都与运动员进行专业训练所需经费来源有关。职业选手靠俱乐部工资奖金吃饭，训练费用也由俱乐部老板提供，俱乐部自负盈亏，搞得好，能为奥运会输送好的运动员，搞得不好，运动项目就式微，在国际比赛上就吃亏。但无论输赢如何，纳税人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对业余选手更是如此。就算选手在代表国家比赛期间的费用由纳税人承担，有权利要求运动员赛出最好成绩，但权利也十分有限，因为运动员基本上有自由身。

可是我们的选手的工资和训练费都是纳税人出的，既是如此，纳税人就有权对运动员提出严苛的要求，拿冠军才对得起那些钱，不像国外的选手，只要拿了名次，也值得庆贺。而我们，对银牌铜牌甚至在某个项目上历史性突破的第n名，一向有些怠慢。

其实，花国家的钱来训练运动员不是我们独有，但具体搞法多有不同。比如英国为了提高奥运竞技成绩，通过拨钱给单项体育组织，单项体育组织再给俱乐部发展基金，用于设立常规比赛和比赛奖金，并从中选拔奥运种子，这至少可以将某一项运动做得更职业化和社会化，调动国人的运动热情，让民众体质得以锻炼。而我们是封闭选材，封闭训练，一项运动与民众的体育生活是脱节的，运动员只在特定时候出来表演一下夺奖技能。

这倒是修正体育举国体制的好办法，把政府“包办”变成社会“承办”，即便实有必要国家出资，也由社会和市场去运作，做到国家归国家，体育归体育，运动员归运动员。日前，人民日报也发文讨论体育举国体制，认为该体制尚需完善，要与全民健身共同支撑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相配匹，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运动员的长远发展，要当积极尝试不同的体育体制并存。这不仅让体育接地气，扩大群众基础，让运动员得自由，还能吸纳社会资金，但这样的改革必须彻底，否则就会弄成中国足球，烂得流脓。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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