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北京奥运时代”的体育增量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随着伦敦碗主火炬的缓缓熄灭，奥运会历史上第三次伦敦时间划上休止符。在这场20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全球体育Party上，中国成为获得金牌的53个国家和地区之一，排名金牌榜第二和奖牌榜第二，取得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这是北京奥运会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在百年奥运梦圆之后，伦敦奥运会被媒体解读为“后北京奥运时代”的开端。就如这个定位所明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奥运之于中国、中国人，自会有不同的意义。事实上，本届运会中的各种细节，已经被鲜明地传递和放大。

不是中国主场，但发生在伦敦奥运上的中国故事，并不比北京奥运会少。从两名羽球选手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到刘翔受伤遗憾退赛，再到自行车、击剑、体操等赛场，出现争议性判罚，都成为奥运会上的中国插曲。这些插曲的发生，再一次证明，竞技体育不仅是竞技水平的竞争，也是对规则、正当竞争、公平结果以及他人的尊重程度的比拼。正如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的名言：“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如果说上述故事考验的是我们对于规则和人的尊重程度，那么围绕着判罚争议，中国奥委会在裁判执法申诉上的无一例成功，则又暗示着我们对于规则的学习同样还有所欠缺。竞技体育水平的较量是规则意识的较量，也是学习能力的较量，在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我们怎样更好地遵守和融入游戏规则，怎样对待误判甚至是误读，都关系到我们向世界展现怎样的体育精神和价值理念，这些显然是金牌之外更为重要的软实力竞争。

体育文明的竞争，是体育发展现状的一种反馈。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伊始，我们就提出全民体育的号召。但北京奥运会也过去四年，不得不承认，承诺的兑现依然需要时间。它投射到全民健身，是公共体育设施、公共绿地的不足，体育教育的滞后；它投射到竞技体育，是精英培养体制与群众体育的脱节，封闭式选材已经影响到竞技体育的持续性和全面性发展。

从北京奥运到伦敦奥运，超越了百年奥运的民族梦幻，竞技体育的本质已经愈发被民众熟识。我们依然要为金牌所欢呼，但也更加重视对于赛场失败者的尊重；我们依然欣赏竞技体育之美，但却更加在乎自身体育福利的落实。中国体育局局长刘鹏在本届奥运会的总结大会上表示，我们要继续坚持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如今，我们需要将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导入同一社会体系当中，真正实现两者互相促进并良性循环的行动和努力。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国人奥运情结的兑现，那么，伦敦奥运上带给中国以及中国体育的，显然不止是金牌的丰收，而更应是实现金牌之外的奥运增量。比如通过竞技和比较，中国体育及其背后的运动员培养体制、国民体育质量的发展，理应找到新的文明和精神坐标。就像我们需要知道，在北京奥运所定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之外，《奥林匹克宪章》中，还有一种“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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