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孝文化”不能仅靠权力代劳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其中包含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

孝文化作为道德体系的一支，它当然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异，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甚至与传统孝道产生冲突。但关键问题是，是否真有必要对孝道进行标准化定义？谁又是最合适的定义者？

严格对照传统文化中的“24孝”，这个包含“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的24条，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新版。因为传统“24孝”，是民间24个不同的行孝故事的集合，与此相对，所谓的新“24孝”，罗列的只是平面化的细则，它更像一份具有外在约束力的规则。

既然承认孝道属于社会发展的派生物，那么，依靠权力意志进行定义，则明显违背了它的自然发育特性。旧“24孝”，虽然在很多地方与现行孝道相冲突，但至少在当时，它来源于社会，是对民间孝道的一种提炼。反观新版，则更多属于权力意志的派生物，缺乏鲜活的道德感召力。

缺乏自然发育过程所带来的畸形观感，在新版“24孝”的内容上，已经深刻体现。诸如“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条列，都显示出理想化视角。即便我们暂时回避，孝道只能是抽象化的表达，在不同人性、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下，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仅以现阶段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而论，为父母购买保险，教父母上网等孝道形式恐怕只能成为一部分人的“特殊义务”。不难理解，如果一种孝道，不能被大多数人践行，甚至它本身就脱离了社会真实情境，那么，其存活的可能性可想而知。

在一个高速老龄化的时代，倡导孝道无疑具有现实必要性。但道德不可能如物质产品，可被强力打造，相反，强力作用下的道德速成行动，只能弄巧成拙。这已经被许多现实案例所证明。如时下屡见不鲜的学校组织孩子为父母洗脚以示孝顺，就多受诟病。因为，依靠外力将尽孝这一生活场景公共化，换来的只是脱离日常生活体验的机械式表演，并非正常的孝道表达，而且会带来教条化的示范，不利于正常孝心的养成。

现代社会的主流评价体系，已经由道德高低过渡到权利的保障与否。孝道对应到权利范畴，就是老年人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社会保障和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是否适应了老龄社会的需要。毕竟，目前老人关怀的缺失，最为突出的原因并非孝道的缺乏，而是福利保障的滞后。如果单纯以孝道去维系老龄社会的发展态势，则无疑是避重就轻。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倾向在权力者意识中已有体现，2009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就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要以中华民族的孝道做重要的道德保障。

更为重要的，在现代社会坐标中，孝道更应体现为一种责任意识。相较于孝，责任意识内生于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受社会制度影响，且又影响社会制度的递进，更能显示出稳定的社会功能。对“孝文化”做细化规范，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定义“孝文化”不能仅靠权力代劳。其实，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于“孝”的定义，而恰恰是孝道自然生成，以及将孝道导向责任和权利谱系的社会土壤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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