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反对户籍改革的画外音

长江商报消息 ◇ 贺方 （北京媒体人）

今年四五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事实上，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8月20日《国家财经周刊》）

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的尴尬现状，相信不少人会义愤填膺地指责一些地方主政者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不过，如果仅以此来解读几乎所有市长反对户籍改革，就未免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事实上，即便地方政府不需要负担外来人口的教育、社保、医疗等福利，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管理者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城市的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挑战着城市人口规划的极限？究其根源，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越是大城市拥有的各种资源越多，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也就更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越是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提供给身在其中的哪怕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都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而这也使得越是这样的城市，诸如在户籍制度改革之类的问题上排外情绪越严重。

顺着这一逻辑推衍下去，同样应运而生的还有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在财权大量上移而事权大量下放的格局之下，一些城市主政者除了需要在现行财政体系之下，通过“土地财政”等方式创造收入，还要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变相增加”财政收入，这其中就包括外来人口因为获取当地户籍而必须享受相应福利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在这种情况下，财权和事权已经严重不匹配的地方政府，当然需要通过反对户籍改革来防止自己“引火上身”。

不论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城市人口越来越膨胀，还是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政府“不愿揽事”，都不是地方主政者所能解决的宏观问题，因此他们只能从自己所在小圈子的局部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理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的现状，应当反思隐藏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毕竟，这其实是市长在反对户籍改革时，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始终左右着其判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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