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募捐”的误读与内伤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浙江慈善组织施乐会规定社工募款可从每笔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为报酬，近日引起热议，被网民指责是“骗捐”。施乐会对此回应称，这种模式能保证社工筹款的积极性，“有偿社工”与公益慈善应实现和谐共赢。

在传统观念左右下，慈善与“有偿募捐”挂钩激发舆论涟漪，无疑是必然。但在施乐会一事上，首先要纠正的一个误区是，“有偿社工”，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新闻标题所提示的“社工募款可从每笔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为报酬”，其实质是在超募部分扣除社工走访费用的余额之上，收取15%的提成。比如说，施乐会工作人员垫付了900元，共募得善款1500元，那么，超出垫付部分的600元扣除走访所需经费，才是社工的提成范围。

厘清这一层信息，就可明确“15%的提成”明显低于一般思维下的“提成规模”。按照施乐会的回应，之所以实行有偿社工机制，是为了提高社工的劝捐积极性。事实上，12名员工在4年多时间募集了2364万元的善款，足以证明这种引导机制的效率。施乐会通过这一网络慈善平台，在受助人和捐助人之间搭建捐赠桥梁，对于拓宽社会慈善通道也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但这些并不足以消除“社工收提成”带来的争议，客观评价这种社工激励机制还需综合考量。

一般情况下，慈善捐赠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企业和个人在捐赠行为发生前，就明确了捐赠意向，如要对某个贫困学校进行援助。这个时候社工的出现就纯粹是为了搭建捐赠者与受捐者的沟通桥梁，言下之意，社工是帮助捐赠者实现其捐赠意向，双方当可达成让社工收取提成的契约。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被劝捐者的捐赠意向是不明确的，这个时候的社工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劝捐者”,如果未能事先声明募捐款的去向和可能的成本，收取提成显然就有悖捐赠者的慈善意愿。施乐会在承诺“每笔善款，100%到达受助人的手中”的情况下，再让社工收取提成，就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再从施乐会的社工身份来看，也存在模糊化之虞。提成机制是按照职业慈善人的方式在运作，但在实际情况下，这些社工并未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而更多可能来自一般意义上的社工群体。这种方式存在两种弊端，一是会出现由于社工素质良莠不齐，导致劝捐行为中的过度功利化，如甚至会出现“骗捐”等不法行为，影响到慈善组织的声誉和捐赠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慈善语境下，社工可能更多地被认定为纯粹的公益人员，收取提成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一如北京大学社会工作教研室研究员邓锁表示，社工具有自身的专业伦理守则，他们用专业的服务知识和技巧来实现“助人自助”，因此，用“社工”来称呼施乐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十分不严谨的。

如果从现代慈善的发展趋势来看，施乐会的“有偿社工”机制的探索意义值得肯定。至少在引导慈善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引入慈善成本的概念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其自身缺陷仍不容忽视。如何突破有偿社工的身份争议和减少提成机制的风险，并控制运作成本，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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