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长江商报消息 让艺术带你超越疾病

艺术治疗之所以在欧美发展得迅速， 主因是疾病认知、治疗模式的改变，人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与心理因素有关，对病因的认知从“生物和生理”模式转向“社会和心理”模式、治疗也从对“ 病”的治疗转向对“人”的治疗，开始重视平日的心理干预。其中范围最广泛、疗效最好的，主要是绘画和音乐疗法。艺术治疗虽然在技术和实践上趋于系统和完善，但理论仍然很薄弱，它的学科基础主要是艺术学与心理学。

在《我病故我在》中，郭海平有很多对疾病的新认知。比如他认为疾病给予人们的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疾病中的疼痛、呻吟或呼救，看似伤害，但也是一种关心，它表达了生命和自然的真实需要。如果你认真面对疾病，会发现它对人的折磨过程，其实在调动人的生命潜能和唤醒人对自然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疾病使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所以，疾病更像是死亡的一次预演、一个警告，沉思疾病，人类才能放弃生命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使生命进入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如果抗拒这种警示，人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当疾病降临时，人才会丢掉自己的面具，在不断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这大概就是他讲的“我病故我在”的真正含义。

尽管都是死亡，有精神和信仰者的死亡，与没有精神和信仰的人的死亡，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疾病也是同一个道理。因为有传统中医，中国艺术家在面对疾病这个主题上，显然比西方艺术家更有优势。《黄帝内经》早就说过“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我想这大概也是郭海平等人的艺术理想。

8月26日《北京青年报》

作者：叶匡政

掌掴暴力伤害让座公德

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坐在“老弱病残专座”上不动，而被连扇5个耳光以致鼻血横流，又当如何看？日前，杭州K192公交车上发生的这一幕，引起热议。

这种戾气四漏的野蛮行为，其实隐藏着一个扭曲的逻辑：道德要求就是铁定义务，打着道德旗号就有了索取的权利、“审判”别人的优势，乃至动用“私刑”的理由。掌掴不让座者是这样，对让座者不但不感谢，反而进行“本就该让”之类的指责也是这样。这种想法与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利己主义，早已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背道而驰，有的甚至践踏了法律的底线，如果任其泛滥，伤害的不仅是不让座者本人，对社会道德环境也是可怕的污染。

公交车被视为流动的风景线。一车虽小，人情世态、世道人心都可以从中观照。正如扶老问题一度成为社会道德的一面镜子，近来围绕公交车让座发生的种种插曲，也发出了道德拷问：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道德选择，如何为道德世界构建更为良性的规则？如何给道德生长提供更加文明的环境？如何对个人善行给予更加有力的支撑？

8月26日《京华时报》

作者：李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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