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钢产量瞒报看“调结构”之难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日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表示，河北省涉嫌瞒报5000万吨钢产量。多位河北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河北省历年上交的产钢数据均不实。由于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具体任务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瞒报实际产量成为河北省各下级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网上的新闻标题显然再一次戳破了“淘汰任务完成，产能依旧扩大”的公开“秘密”——这应该是新闻背后的真正看点所在：瞒报可能只是河北一地在应对淘汰落后产能上的表象行为，但通过它，我们或会更加清晰地观察到经济结构调整之上的微妙。

2010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中，包括钢产在内的淘汰标准都是以产业规模来制定，如钢铁产业在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而非基于产能总量的控制。这种标准带来的一个逆向反应是，为了躲避被淘汰的命运，一些小型钢企被迫走上扩张之路。结果，淘汰任务是减了，但产能却在扩大。

虽然各相关规定，对淘汰落后产能都做了“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的要求，但在现实中，诸如统一的淘汰标准则未对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充分考虑。而由于不同地方对钢铁产业的依赖度不同，其淘汰行动的积极性无疑也会表现出差异。一些资源禀赋强，长期以来将钢铁行业作为立身之本的地区，淘汰落后的阻力肯定更大。所以，要消解地方阻力，在淘汰标准和淘汰路径的选择上，应该做得更细，更多考虑地方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实际情况。

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来自中钢协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国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利润总额亏损23.21亿元。在理想状态下，当行业发展步入周期性低谷，应该是淘汰落后的有利市场窗口。而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稳增长目标下，钢铁行业对于市场预期抱持普遍的乐观态度，且凭借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地方扶持，大部分钢企应不难应对；另一方面，政府财力吃紧，淘汰产能的配套税费补贴和激励机制，难以兑现和发挥作用，甚至缺乏明确的退出机制。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行业低谷带来的调整时机被浪费。

回到产业发展本身，对于一个行业最好的调整方式无疑是让市场实现资源配置。而目前，落后产能的淘汰手段依然以行政手段为主，比如直接依据产业规模进行关停、拆除，导致市场的优胜劣汰难以实现。一来，一些税收杠杆调节、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被地方保护主义消除；二来，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钢铁行业在享受良好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技术瓶颈、产业升级并未有实质性突破，也削弱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效率，而一些地区由于前期投入过大，甚至失去了重新布局的可能。

淘汰落后产能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它所折射的困境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困的一个缩影。它所呈现的弊端，如淘汰标准的划一，重行政引导轻市场调节，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值得镜鉴的反思方向。至少从现时来说，政府如何做到在一些特定领域的全身而退，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并实现职能转型，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税收等调节的手段进行管理，将是一个重要考验。但也需明确的是，尽管调结构存在诸多难处，但目标必须坚定，如果再被拖延，阻力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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