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行中完善在押人员投诉机制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去年3月，安徽芜湖市看守所在学者的推动下，低调试水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旨在遏制酷刑和保障人权。在那里，在押人员被鼓励投诉，投诉会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外部公众亦可介入监督。今年10月，试点范围将正式扩大到3个省份共4个地方，宁夏吴忠市、浙江宁波北仑区及安徽芜湖县、南陵县被纳入全国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二期项目。

预防犯罪和保障人的权利，是司法正义的一体两面，但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权利的保障，长期以来被边缘化。以往靠驻所检察机构受理投诉，但驻所检察机构又与看守所拉扯不清，不够独立，投诉往往成为“茶杯里的风暴”，不了了之，刑讯逼供时有发生。

看守所不同于监狱，除开余刑一年以下的已决犯，大部分羁押者都是未决犯，即便处在羁押状态下，也仍未坐实其完整犯罪信息，合法的人身权、投诉权并未被剥夺，这些权利有无保障，甚至影响其定罪、量刑。出于程序正义而言，建立独立、畅通的投诉机制，等于为在押群体开辟新的救济路径，通过引入权威第三方介入审查、处理投诉，使羁押行为不偏离法治、文明，这是芜湖试点的初衷。

投诉机制试行一年多，可谓初具雏形。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普通民众等组成投诉机制委员会，在看守所设立投诉信箱，定期巡视，根据不同的投诉对象，将投诉移交不同层级的处理方，并监督其解决。委员会与看守所以及驻所检察官独立分工，并与后者形成制衡，投诉受理、移交也与投诉对象分离，保证了处理的公正。

不过，芜湖试点也有不少局限，试点扩面、升级正出此考虑。试行的投诉机制，只是个毛坯工程，基本框架搭起来了，但整个机制还未理顺。比如，委员会权限不甚清晰，信任基础十分脆弱，投诉内容极少涉及诉讼权利，诸如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更多针对生活、饮食等边缘问题，投诉机制还没有触及核心层面，在押人员普遍抱有戒心。

这些信息说明，投诉机制不够权威、畅通、可信赖。的确，目前的投诉机制，还谈不上彻底独立运作，它的结构核心，也即投诉机制委员会，缺少足够的自主权，在很多地方受制于看守所和检察院。国外的司法实践中，投诉委员会是专业的常设机构，由专人专司其职，也有固定的法律授权，实现了与看守所、检察院的完全分离。但目前的试行机制中，投诉委员会只是民间组织，其运作需得到看守所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定期巡视、处理，不仅活动范围有限，而且无法实时监控，实时获取在押人员对投诉处理的反馈信息。此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体制内成员占绝大多数，律师、民众等外部力量，因高准入门槛而难以进入，这些都影响了投诉机制的独立、权威。

投诉机制的核心指向，是就涉及看守所乃至驻所检察机构存在的违规，在在押人员和委员会之间，设立不受干预的对话通道，在这个架构中，委员会彻底独立、自主，看守所、驻所检察机构有所回避，在押人员充分信任，三方环环相扣，方能保证信息反馈真实，以及处理公正。目前来看，试点的投诉机制，离此目标还较远。当然，投诉机制的建立，是引入制衡力量，对应着权力的赋予和收缩，收获期许同时受到抵制也实属正常。投诉机制走向成熟，就是要打破羁押系统的权力分工，在多方制衡中实现司法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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