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法外授权的执法“登报检查”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贵阳一些执法部门对执法对象处罚完毕时，竟责令对方写检查并登报，登报费用为600元一条，且谢绝还价。这一特殊的处罚形式以《贵阳市城市出租轿车违章计价拒载监察处罚规定》为依据，这一政府令出台于1997年，它在2010年被废止，但至今仍在执法过程中延续。

登报检查，直接的“督促”手段为“不登报，就不让你开车”。有此硬性手段，登报费用自然可以谢绝还价，因为检讨者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贵阳某报客观上垄断了一种书面检查的刊发权，并因此拥有了一项稳定且不菲的“广告”收入。不知当地执法部门与该报有无业务往来，其中的利益空间，不得不让人抱以猜测。

执法者有什么权力责令执法对象登报检查呢？且不说法律没有授权，即便有，这样的法律也只能算恶法。在执法者乃至法律面前，一个人没有义务检讨自己的行为，只是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检讨诉诸行为、内心的自我反思，是充分自主的行为，执法者只是被赋予执法权限，但没有被赋予训诫的权威，既无权力也无资格责令执法对象做这样的检查。更何况，这种检查要登报，600元一条，这费用是算罚金的一部分，还是附加的罚金？

“登报检查”已经不能用处罚来定义，这几乎是一种训诫。我们的权力曾经拥有这样的权威，不仅可以处罚人的行为，还可以拷问人的内心，甚至督促人对自我内心的拷问。但是，在一个强调依法行政的年代，这样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执法者依据法律授权行事，法无授权即禁止。一个公民可以被执法者做出处罚的决定，但仍可以表示不认同，甚至可以通过申诉、复议乃至诉讼来质疑执法决定，或者推翻这一决定。一个被责令“登报检查”的执法对象，是否表示同时被否定了这种申诉、复议、诉讼的权利？“不登报，就不让你开车”，这是执法，还是要挟？

《行政处罚法》1996年即已出台，时间上早于贵阳市的这个《规定》，且其中对执法权限已有完整规定，那么，该《规定》为何能出台，且逾越法律授权范围而做出登报检查的规定？2006年，贵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贵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已经没有这一处罚措施；2010年贵阳市集中清理了一些规章，这个《规定》在当时被废止。这就是说，即便“登报检查”有着涉嫌违法的地方依据，现在，连这地方依据都已不存在了，执法部门为何还能够沿用这一处罚形式？当地执法部门的回应很有意思，说“这是上级领导的决定”。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已经被这句话直接点题。

责令“登报检查”是陈旧的执法形式，这固然值得深思，但比这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陈旧的形式可以违背法律而延续，这叫法律情何以堪？在这个问题上，当地执法者倒是有必要写出深刻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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