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回应媒体是自我Out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日前发布《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操作规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操作规范要求城管回应新闻媒体采访要按固定格式表述，回应格式区分为正面新闻采访和负面新闻采访两类。

在舆论监督可以说无处不在的今天，将回应媒体的方式进行格式化要求，甚至细化到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的具体回应步骤和内容，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规定只是一种城管内部流传的“潜规则”。一如曾在网上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城管“武林秘籍”。

将如此与新闻传播之道相悖的回应方式明确为“规范”，不得不说这正是时下一部分政府部门与媒体打交道真实心态的具体流露。而当它敢于公开化，则更在深层次上显示出了如今某些部门对于媒体以及舆论监督的误解。他们寄托于以一种格式化的回应方式去“规范”自己的舆论形象，但现实中，这种格式化回应方式，能否收到实效，仍是个大大的疑问。

近年来城管不断出现“负面”新闻。究其缘由，显然与一些城管执法违规现象具有关联。与此同时，城管“叫屈”甚至埋怨自己被“妖魔化”的声音也始终存在。这种“隔阂”，说到底还是一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而将回应方式格式化，显然无助于城管与媒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和良性互动。

当回应内容和步骤都被统一，这意味着它首先给媒体的舆论监督设置了议题。且不说这种方式首先就会存在倾向性的自我“正面”化，对于以呈现“真相”来谋求监督的媒体而言，这些被事先单方面设置的议题，不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各种媒体工具和手段日益丰富的当下，这种以规范口径来实现信息管控的手段，也实在是难以继续发挥效力。常见的一些信息封锁，最后导致自身反而处于被动状态的例子，并不少见。

虽说城管形象的好坏与否，根本上取决于其自身执法行为的表现，但如何摆正自身在舆论中的位置，同样重要。城管与媒体之间，不应存在攻防相向的对立，更不是老鼠与猫的游戏。可以说，媒体习惯性将镜头对准城管这个群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内部的运作情况的公开程度，无法与舆论监督的“欲望”达到平衡。城管越“保守”，媒体的“窥探欲”越强，一追一闪之间，只能加深双方的误会。

与在信息开放上的“退缩”相比，城管在扩大执法权限方面倒是在不断向前进。有数据表明，从1998年至2011年，广州城管权限已经从64项扩大232项，12年翻了近四倍，扩权却少有相应限权措施跟进。这种情况下，如果还选择向媒体保守，无疑将制造更大的信息断裂。这种差异，对于城管长远发展而言肯定并非好事。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政府部门与媒体的关系将面临空前的挑战。你自设议题，媒体则会想方设法去寻找新的监督渠道。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广东省21名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网络应用技能考试。如果城管负责人也学上网，这种格式化的风格怕是行不通了，恐怕网友只会来一句，你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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