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

长江商报消息 ◇ 宋志标

廉思研究团队近期发布《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超过86万名、40岁以下的大学老师做了生存分析。逾七成老师感到“压力大”，逾八成的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年收入超7万元的占一成，每月有余钱的仅有三成，14.2%的靠兼职养家，83.2%的没有独立著作，只有两成的把“社会认可”当做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

在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学术标准、个人观感等指标描述大学青年教师时，这个报告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数据之间的逻辑性。因为经济能力差，所以要拼命出成果，要出成果就得服从现有学术规驯，要服从就不能太有个性，就得放弃社会标准，套之以同侪或权力认可。这是一个循环的逻辑链条，它将大学青年老师牢牢地“捆绑”起来。

难堪的压力对大学老师的负面影响，不只是对大学环境的破坏，还会将恶果传染给青年一代，社会和家国都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诸多坏影响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几十万大学青年教师的窘境，不仅令人深切同情，还将极大地改变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态。

而被扭曲乃至于被取消的特征，就是知识分子的行动力萎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知识生产的行动力，另一个是参与社会建设的行动力。前者是降低了大学青年老师的自尊，以及存在的基础；后者则是从社群中消除他们的存在感与方位感。

知识分子不能为国民提供必要的知识，不能为变革提供富有智慧和人性的方案，无力进入社会的行动层面，进退失据。这些不是谴责本就可怜的青年教师，而是想说明，大学青年教师的如此遭遇，与其他国家在讨论知识分子角色时遇到的问题很不一样。

谈到解决之道，就好像在谈大学如何成为真正的大学那样，问题很广泛，但应对之策回旋的空间却相当逼仄。换言之，若要让青年教师获得体面的收入、过上有尊严的学术生活，在目前的大学学术体制下，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至少在20年前，大学青年老师还不是如此“苦逼”，那时候的自主程度比现在要强得多。最起码，大学老师的颜面还没有受到全方位的剥夺。20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群体整体上失去活力？老师们挣扎求生，或许没时间思考，其他人呢？

青年老师占大学教师总数的六成以上，他们失去行动能力，亦即意味着大学失去行动力。推衍开来，也会影响青年学生的思考与行动力。这也逼迫大学生将求学的目光转向校外。教师与学生只剩下合同关系，不能在思想上彼此启发，教学双方各自淡漠。

在丧失了学生的普遍尊重后，青年教师不得不更深地陷入学术奖惩制度，更深地缩回到那个令他们失去许多尊严的“壳”中。那个机制无他，恰恰是由受拖累的青年教师构成，他们就是大学机制本身。如此，想剥离也难，超脱无望，甚至叫人不忍谴责。

有意思的是，国外知识分子也在行动力上受到批评。但他们行动力的削弱，源自社会智力对知识生产体系的竞争性优势。而我们所讨论的大学青年教师行动力的受限，与知识阶层附庸性格的增强正相关。知识分子只在形式上存活，这与社会“下流化”的趋势相吻合。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