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土地补偿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的不足,另外则是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在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边缘农民,因为大工程路过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城市化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
所有对农民的让利都是对城郊农民的让利,中国将来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而最大的不匹配就是这部分从中西部、从非城郊来的农民工和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从中没有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
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把现在地方政府拿来盖大楼、盖办公室、搞大马路、搞大广场的资金,包括郊区农民不正当获得的高额补偿金,统统拿出来归公,归农民工及其家属。整个制度设计要按照这个完成。也不是把农民在农村里的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我的建议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标分配和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指标挂钩,谁能安置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给谁更多的土地指标。
9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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