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有“不幸福”的权利吗

长江商报消息 ◇ 邓海建（江苏 媒体人）

今天，幸福已然成为一个让人无处可逃的流行语汇。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此次获奖，不会对文学有长期的影响，民众对文学的热情也会很快过去，一切还是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去发展。（10月15日 中国新闻网）

幸福是什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莫言的“诺奖加身”确实无上幸福。但对于莫言来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为了不至于给那些希望其无比幸福的围观者面子上过不去，于是礼貌地加一句，“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个中感触，堪比“天凉好个秋”。

不是说叩问幸福是一件动辄得咎的事情，而是即便在一个幸福满溢的年代，我们也拥有说“不幸福”的权利。你问人家幸福不幸福，这里可能就暗含几个前提：你觉得对方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不确定，所以才发问；又或者你希望他能展示私人化的幸福，但有人会敝帚自珍，未必会给你标准答案；再或者你自己的幸福观有问题，总是希望借助他人的幸福感纠偏或者矫正自己的感受。

表达幸福感受的路径与方式有很多，未必需要赤裸裸来句“我很幸福”。事实上，幸福尽管是主观感受，但幸福又是个非常不靠谱的感受。比如本来很幸福的，突然表白遭拒、或者老板发痴、抑或看天气带伞却不下雨……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因此，提问的幸福应当是有语境的一个问题：比如，你觉得生活的这个时代幸福吗？你觉得家庭幸福吗？你觉得今天被访问幸福吗？如果问题过于开放而不具有起码的封闭性，那么，“我姓曾”等神一样的回复自然会平添无限“笑果”。

有人说这是一种病症，而如果从权利角度观之，这更像一种隐私权的侵犯：面对公众，谁愿意展览自己的不幸？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问答与杨宜勇教授关于62％的“民族复兴指数”很有一拼：感受标准化、研究数据化，一切隐性的东西都力图以显性的形式强化某种价值取向与公共认同。不能说这一定是一种强迫，但起码流露出事实上的不尊重。请记得，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也可以有“不幸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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