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理解莫言的“怯懦”

长江商报消息 ◇ 西越

莫言是最近的话题明星，他的种种言行被人起底，有人翻出2009年他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我认真地看了这个演讲，开头被他的幽默弄得想笑，读到最后，却陷入沉思。

莫言在演讲的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的看法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他怯懦，但不承认自己怯懦，还要硬生生地将这种怯懦包装成“另一种勇敢”。

莫言在讲这个小故事之前，已经“有言在先”：“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悄悄地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显然，莫言把自己归于后者。

莫言确实是后一类人，他在他的小说里完成了他的批评。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以1986年真实发生在山东某县的群体性事件为背景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影射性和批判性。据说读懂了其中深意的某县地方官员甚至发话说，要是莫言胆敢踏入他们县地界一步，就打断他的腿。20多年前，莫言就以小说的形式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义愤填膺的批评，今天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几乎都能在这部小说里找到对应的影子。作为一个评论人，我觉得莫言勇敢得太先锋了，他的怯懦恰恰是以“另一种勇敢”表现出来了。

如果硬要说莫言没有以新闻、评论、演讲、行动的方式来显示他的勇敢，而是在小说里“艺术地批判”，显得特别怯懦的话，我也能理解这种“莫言性格”。莫言在谈他笔名的来由时说：“文革”开始时，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在当时被划为阶级敌人。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辍学务农，连当兵也被人告发“出身不好”。童年的遭遇，让他取“莫言”来告诫自己少说话。这里面透出的信息既丰富又沉重。一个背负政治恶名而坠入底层的少年，忍受了多少白眼屈辱和孤独？这还不够，还有不断袭来的饥饿，这构成了一个作家幼年的生活底色，非一般人能想象。莫言说：“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在他的小说里，有不少代入式的思考，比如《生死疲劳》叙述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丰乳肥臀》讲到翻身农民斗地主的情节……

有莫言这种人生经历的人，一般可能造就反抗与懦弱兼具的人格，他被“环境”歧视侮辱，如狗如猫般成长，他有反抗，但“环境力量”又完全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他因此变得软弱自保。在强大的“环境力量”下，莫言不敢说道三四，家人不让他说话。可喜的是，他找到了疯狂说话的空间，在小说里表达他的屈辱和愤怒，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他拥有一切，指挥一切，那是他自己想象的东北乡。他创造了一个瑰奇的世界，满足了他所有的批判和梦想。这对他来说就够了，而我们，能够阅读到独具风格的作品，为他的想象和才华所惊叹，也够了。所谓怯懦只是怯懦者对他人的安全讨伐。

其实，我们对一个作家最大的价值判断，是看他写了什么，而不是看他做了什么。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肯定，他的手艺在专业里是顶级的。如果他还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对社会不公进行批评，更好；倘若不能，也应该赢得尊重。作家未必都是公知、意见领袖或社会活动家，他没有义务非要如此做。世人并没有因为歌德的缺点，而贬损他的文学贡献。倘若因为作家在这方面的“怯懦”而将其价值抹杀，我只能说，我们拥有了批评的自由，却没有学会足够的宽容，而“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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