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门槛设置需要充分博弈

长江商报消息 10月18日上午，20余名家长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希望能约见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诉求；而在互联网上，京籍人士则将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称为“异闹”。

8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的改革方向正式确定。囿于地域差异，《意见》没有给出统筹方案，而是将具体方案的制定权下放到地方，由地方因地制宜。推进异地高考的最大难点无疑是京、沪等地，外来人口多，教育资源又相对富足，所以这些地方的博弈也会更为激烈。

异地高考的各方博弈中，本地家长、孩子和迁入者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矛盾确实存在。但在以往，这对矛盾一般不涉及具体对象，所以也被隐性化了。我们谈论较多的，仍是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和随迁子女及其家长间的博弈。因为它涉及地方教育资源的供给、考试审核体制的变更，直接对应着流入地政府财政、管理等方方面面的责任。现在京籍家长通过信访途径表示抗议，意味着本地籍家长与迁入者之间原来抽象的博弈显性化了，到了以“闹”相争的地步，这种激烈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预判。

当然，迁入地家长通过信访表达反对诉求，并非反对异地高考本身，而是异地高考的门槛问题。那么，门槛该如何确定呢？这些京籍的家长强调，“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权责是个抽象的问题，无法用数理模型量化，门槛定在哪儿，需要设置具体的参数。比如家长的居住年限、是否有稳定工作，纳税证明，随迁子女在本地的就读年限等。两者很难建立对应转换关系。我们常常谈论外来人口为本地建设贡献了多少，这些只能认定随迁子女应该在流入地享有某方面的权利。至于多大程度地享有权利，还得考虑到地方的资源总量、供应能力和服务能力。至少，在异地高考问题上如此，否则异地高考改下来，又会催生出大量高考移民。

《意见》要求地方因地制宜，各地目前也在就随迁子女情况和本地教育资源分布、总量摸底。这是为划定门槛提供依据，但是由谁来划定门槛，同样是个问题。在异地高考政策中，地方各相关部门，外来工及其子女，本地居民，都是利益关联方。他们处于某种三角的博弈状态中，外来工与本地籍家长的这种冲突，地方当不了中立的裁判，要兼顾平衡，这个三角关系就必须引入制衡力量。

要引入制衡，就需要开门决策，需要公开的意见交锋和对话平台。京籍家长们走信访途径，称支持者为“异闹”，说明双方的对话是不足的，对话不足，原本抽象的矛盾便显性化。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异地高考决议落地之前，社会的讨论是十分充分的。但异地高考政策进入地方层面后，这种讨论冷了很多，地方决策进行到了哪一步，也很少为外人所知。这是因为此时谈论异地高考需要纳入地方实际，更重要的是，地方没有相应地打通与地方实际对口的公众参与平台。

异地高考从呼吁到落地，利益复杂，过程也艰难。而走入地方层面后，博弈必然会更复杂，所以也需要更加开放的博弈平台和决策机制，来找准门槛设置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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