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罪”是否值得期待

长江商报消息 ◇ 詹万承（北京 媒体人）

《长江商报》26日评论员文章《何为“儿童权利”亟需全社会共识》一文呼吁强化法律在虐童事件中的作用，与呼吁设立“虐童罪”的说法形成呼应。不过，我认为希望呵护儿童权利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可但凡出事就苛责法律不够完善，急忙呼吁立法的思维值得商榷。

必须承认的现实是，虐待儿童的形式层出不穷，要法律一一例举各种虐待行为，再有针对地开出处罚方案，无异于一项修筑高塔连接月球的巨大工程。可以拿醉驾入刑与家庭暴力入法来举例，前者操作简单少有异议，检测驾驶者酒精浓度便是；可后者却错综复杂，“暴力”如何鉴定？有家庭暴力后谁来作证举报？虐童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另一个家暴，只是承担暴力的对象不同。

所以也就可以这样来说，“虐童罪”更像是一个处理儿童被虐待问题的桌面快捷方式，但点击后要运行它并不能独立完成，需要依赖于整个操作系统。香港法律关于虐童的处理方式就是最好的注脚。对虐待儿童的行为会自动转移到《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再来根据其中的条例处理，比如，对不满16岁的儿童或少年施虐，致其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最高就可以判处10年的监禁。

每每谈到虐童问题之际，许多人都会援引美国的案例来说事，以力证“虐童罪”的设立是多么必要。可从一开始他们就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这套虐童规则行之有效的依靠是什么？当一名警察看到儿童被单独留在轿车内会立马警惕起来，当一名老师看到学生身上有瘀伤会询问会报警，这种会被许多人视之为异域奇闻的事例，恐怕并不是颁布一套法律就能实现的。

扪心自问便可，做家长的有没有对孩子冷言冷语、拳脚相加过？在美国这都是虐童，如果程度恶劣屡教不改，孩子的监护权就有可能被剥夺。在最轻微的斥责与最残忍的暴力两个极端之间，“虐童罪”更多更迫切的指向是无限靠近轻微这一端。极端而言，如果孩子被虐致死，处理的依据并不难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于，如何把揪住耳朵提起的虐童行为，纳入“虐童罪”的治理范畴并追究刑责。

构建完善虐童追责体系，美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桩桩一件件的虐童案，都需要一一裁量，没有万能的标准可供套用，将孩子带离受虐家庭的后续的安置处理也是花费不菲。根据2012年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的数据估算，照顾一个受虐待儿童需要花费政府21万美金，包括：健康护理：32648美元；医疗花费：10530美元；生产力损失：144360美元；社会福利：7728美元；司法：6747美元；特殊教育：7999美元。

这也就是我并不看好设立“虐童罪”的原因所在，它不注重修补既有法律的漏洞，而奢望新设法律解决问题，而新设的法律又可能会陷入立法容易执行艰难的泥淖。更关键的是，这种凡事都要立法的思维，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了法制不健全的大问题，忽略了个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有限能动。所以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幕，看完网上的图片吐槽完温岭幼师，甚至恨不得奔赴现场解救被虐孩童，可一回家看到自己小孩作业没做还在看动画片，又忍不住开始高声斥责威胁再不做作业就要开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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