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长江商报消息 “湄公河惨案”判决让正义得偿

针对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广义的境外执法，早已有之，依国际惯例，多依从于政府间司法协助及外交手段。然而，这样保护的基础点，因别国的法律与执法力量不同，中国公民受保护如何，受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从2005年起，中国首例对外派驻警察，代表着中国保护境外公民的思维方式的转变。2004年，南非发生多起针对华人以及中国公民的恶性刑事案件，2005年6月17日，中国政府派出了杨慧和张茂盛两名警官，以警务联络官的身份进驻南非，协助和督促南非警方保护华人和中国公民利益。向外派遣警务联络官属协助执法，强于司法协助，而直接派出军舰护航，又把执法强度上升了一个层级。“10·5”湄公河惨案之后，中国立即启动了湄公河四国联合执法机制，这一机制的保障下，终于将糯康逮捕归案，并递解引渡到中国，司法保护这一更强有力的执法保护模式得以确立。“湄公河惨案”目前是一审宣判，六名被告依法上诉，还将依法经历二审，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是在中国法律管辖下的司法审判活动。作为大国，在法律的框架下拓展保护境外公民的方式和力度，无疑会强化中国大国形象，受到国际上普遍的尊重。

11月7日 《新京报》社论

虐童案应走出公愤回归法律

“寻衅滋事罪”是个筐，筐里筐外的人都不好受。但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温岭检方依然行使了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检察权，没有把颜艳红计入某种“成本”中。这种坚持司法独立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法治并不轻松，法治也不完美。严密的诉讼机制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也会让辛普森那样的“坏人”漏网；但我们依然必须捍卫法治原则，因为一旦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法条做任意扩张性解释，则人人难免生活在恐惧当中。上述讨论的只是法治原则，但并不是说颜艳红必然无罪，具体到温岭虐童案，公众有权监督司法进程，但无权越俎代庖替法院做出判决，无论公众对于颜某某的行径有多痛恨，这都不是她定罪的理由。颜艳红的罪与罚，应由司法决定，而司法必须运行于阳光下，才能有公信力。

11月7日 《东方早报》

作者：沈彬

“坏同学”从哪里来

老师给家长发信息“不要跟‘坏同学’做朋友，要跟‘好同学’做朋友”，善意不容否定，但“坏同学”是哪里来的呢？教育机制如果少些急功近利，“坏同学”的标签自然就不会那么扎眼。更何况，“坏同学”也没啥可怕的，只要你没有定式思维，否极泰来也是自然的规律。怕就怕“三岁看老”的成见，这种伤害比一两声“坏同学”的责骂厉害多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汗·帕穆克也曾是“坏同学”，小时候总爱打架；苹果缔造者乔布斯也曾是“坏同学”，赌气要上最贵的大学，学费远超其父母承受能力……“坏同学”没啥可怕的，只要社会不抛弃、教育不“关门”、机会与制度不区别对待，向上的通道还在，那么，由“坏”转“好”就有可能。

我们都可能曾经是“坏同学”，但我们确实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好同学”为伍，那么，要做的不是忌讳这个话题，而是对“坏同学”多些包容与友善，你不把“坏同学”往坏里看，老师的“友情提醒”也不过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而已。

11月7日 《羊城晚报》

作者：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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