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修改看法治效力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昨天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将有5件行政法规的条款予以修改后实施，5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此次修改中，《殡葬管理条例》删除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这一规定，成为舆论的最大关注。此外，《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因多年来就备受质疑，而被废除。此类法律修订无疑是国家制度遵照现实的自我矫正，尽管它们仍只是“迟到的更正”。

以《殡葬管理条例》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为例，其中被撤销的“强制执行”规定，与其说是对当下某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不如说是对一种早已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定的纠正。立法历时12年，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民政部的强制“平坟”与工商部门的“强制划拨罚没款”，显然与这一规定发生了冲突。

对照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不难发现，此次国家层面对相关法规的修订迟滞了差不多一年。有地方政府已走在前面，如今年初，湖北省政府将《湖北省殡葬管理办法》中“逾期不改的，可以强制火葬并平毁坟墓”的条款删除，违反火葬规定的，如需要强制火葬或者平坟，由民政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后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仍需强调的是，为确保法律实施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上位法一旦修订，与之相冲突的下位法理当作出及时回应，这是立法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河南“平坟复耕”为例，按理说，当地的决策者不可能对《行政强制法》的施行和内容不甚了解，况且，从今年5月至今，“平坟复耕”所引发的争议和非议，已经数度在公共舆论掀起高潮。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8日，清华、北大等高校的26位学者还发出联名呼吁书——河南应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平坟运动”。但无论是网上的舆情波澜还是民间的学者呼声，目前都还未见相关部门给予正面答复。

以此而言，这种现象背后恐怕就很难说仅仅只是一种法律规定的缺位，而很可能仍是一种超越于法律的自信力在起作用。这种自信力甚至一时抵消了《行政强制法》应该具备的效力。我们暂且搁置“平坟复耕”对当地民众利益的影响和对公序良俗的对抗。仅从行政权力的运行上来说，明显悖于法治。由此，我们既为法条的修订，回应现实感到欣慰，但前车之鉴，又让我们对这一修订初衷能否最终落实，感到一丝担忧。

当现实一次次验证“我们并不缺乏规则与法律，而是缺乏执行”，立法上的点滴进步让我们不再单纯的予以乐观。现今，对于行政权力的运行，主流的价值评判已经停留到行政权力是否违法的底线上来，诚然，这是法治的起点，但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公民对于行政权力的期待显然要高于法律这一条底线。

立法与执法是法治的两翼。法律的修缮、执法的状况决定法治的效力，而执法质量的高低又体现为权力的守法程度。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可谓正对现实。一来，强调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即执法的力度；二，对象是领导干部，强调权力守法的重要。要完成这个任务，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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