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长江商报消息 “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11月19日 《人民日报》

作者：闻白

谁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身份不详的孩子，面容模糊的孩子。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人世却对他们的姓氏，以及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他们的身份，何以出现在垃圾箱内等信息茫然无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人世的失聪，以及一种社会的失灵。至少在他们流浪于此的时间里，他们意味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没有感同身受，没有社区互助，没有人际关切，只有自生自灭。5个孤单的孩子，死于城市或社区的冷漠之中。

社区功能或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许是无法诘问的现实，但对于5名孩子之死，仍不乏可以追问的对象，这包括当地的民政、公安、教育乃至相关社会保障机构。不知道这些相关部门，对流浪儿童现象是否早已见惯不怪，也因此觉得可以不承担应有之责任。但我们知道，每一个公民身上，原本都与生俱来地附着有关生命、生存的一系列政府责任，这并不因他是一个流浪者而有所减少。而且这样的政府责任，在流浪的儿童身上原本应当体现得更加充分。他们尚未具备自立能力，因此需要得到监护；他们应当接受教育，因此需要被时刻关切；他们心智尚未成熟，所以需要得到特殊的保护与照料。在5名孩子流连于拆迁工地、盘桓于社区垃圾箱的数日间，他们有没有得到来自家庭和当地政府部门任何形式的过问？

11月19日 《新京报》

作者：杨耕身

对老赖不能只靠抓

靠冒充收水费来逮老赖，体现了法院执行的尴尬。特别是一些民事赔偿案，判决容易执行难。败诉方如果躲起来，或咬定没钱，法院最多只能以拘留来威慑。

对于民事诉讼，法院执行的是被执行人财产，而不是其人身。根据法律，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书义务，才能司法拘留，严重的才能追究刑责。碰到没钱的老赖，不构成不执行的“故意”，还真拿他没办法。就算执行人有钱也有故意，法院的办法也不多。有时执法人员一上门，老赖却主动清理出几件换洗衣服，表示愿意跟法官走，拘留几天请便。对于这批人，司法拘留甚至追究刑责，仍达不到执行效果。

执行难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是法律尊严受损，二是受害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对老赖只靠抓，只是权宜之计。治本之法，还得依靠社会各机构形成合力，对老赖不守信行为加以惩罚，让信用污点影响到其生活、经商等各方面。而这，需要法律给予明确。

11月19日 《信息时报》

作者：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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