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不可滥用

长江商报消息 ◇ 吴龙贵（云南媒体人）

11月16日上午10点33分，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连发5条微博，自述在杭州萧山机场“打的被宰”。此事迅速发酵，引发媒体关注。大多数网民一面倒地同情支持杨锦麟，指责“宰客”司机。但当晚，原本是“受害者”的杨锦麟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起因是，他接到了杭州市张副市长的电话，“他向我今天的遭遇表示道歉，也希望借此机会认真整顿运管问题”。近日，杨锦麟接受采访时说，“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11月26日 《中国青年报》）

遭遇出租车“宰客”，杨先生不是沉默容忍，而是积极维权，堪称公民表率。在他的推动下，政府部门表示“认真整顿运管问题”，显然也是好事一桩。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真理就掌握在“受害者”的手中。譬如这句“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就大有可商榷之处。

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宰客”现象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杨先生绝不是第一个受害者。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杨先生发几条微博，就又是电话道歉，又是承诺整顿，折射出的不是办事效率高，而是行政部门存在着选择性执法。如此，公众质疑几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怎么就上升到“仇官”的高度？

官员、富人在现实中更容易受到质疑，似乎是营造了一种公众“仇官、仇富”的假象，但事实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方面，官员、富人掌握着更多的社会和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受到更多的监督，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作为公众人物，媒体曝光率也更高些。更要认识到，“仇官、仇富”与公众合理地表达权利诉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很容易被混为一谈。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很多，公众有不满情绪和抱怨乃至批评，都在情理之中，不能公众质疑几句，就扣上一顶“仇官仇富”的大帽子。

“仇官、仇富”固然不好，但也要警惕对“仇官、仇富”的滥用，过度使用只会造成误伤，还会加剧阶层间对立。但愿像杨锦麟的公共知识分子尽量去化解，而不是渲染和强化这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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