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需要积跬步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熊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日推出校内“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投入近2000万元资金培养高水平学者。该计划提出一条特别要求：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该校党委书记张中华表示，这是学校继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之后，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

在认识层面，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应该不存在什么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教育共识转化为制度建设。在这方面，南科大走在了时代前列，在其鲶鱼效应的影响下，还有大批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样的高校以具体而微的行动，推动着高校的“去行政化”，这种努力让人们对高校教育理念的回归充满期待。

高校“去行政化”的核心就是政校分开、管办分开，打破行政力量对教育的干扰，行政归行政，教学归教学，学术归学术。“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是发挥高校功能的重要形式，入选学者只能以学术身份参与其中，这首先是教育规律使然。学术科研需要全身心投入，学者很难在身兼教授和领导两职的情况下，不受行政事务所累，而自由灵活地搞学术搞科研；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于现实考虑，学术和科研资源的分配，应该遵从教育规律，学术教授兼任领导职位，容易陷入权力主导教育资源分配的误区。因而，在学术领域，学者只能是纯粹的学者，权力需要全面退出，我们所说的教授治校，正是要建立起依附在学术和科研规律上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

高校“去行政化”的最终目标是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但在科层制的行政体制几乎统领高校运作的当下，高校“去行政化”仍可谓“道阻且坚”。一方面，管办不分的办学体制仍未能破除，高校依然顶着部级、副部级等官级位阶在运作，高校的招生、财政、规划乃至学位授予、学科设置和专业划分，都受制于行政体制，高校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大学对于持久的行政化运作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高校的机构设置、资源分配等，难以一下子摆脱原有的权力统筹机制，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还将对高校教育和学术形成长期掣肘。因而，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前提下，学术的独立，教授的地位，科研项目的分配授予，都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在原有轨道上运行。

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其实也需要积跬步式的增量演进，前者是南科大式的，后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式”的。现行教育体制的行政化积弊可以说早已根深蒂固，行政对教育的干预，行政统筹对学术和科研规律的替代，既是全方位的，也是深度的，因而“去行政化”的过程，也将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现实决定了改革的难度，其实也决定改革的路径：“去行政化”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也只能循序渐进，在渐进式的改革中去慢慢触摸体制的矛盾，进而理顺高校内外权力与教育的关系。

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是西南联大等一批历史高校留下的宝贵遗产，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之路，也是对这种历史优秀遗产的复归之路。就现实而言，高校“去行政化”虽然积弊深沉，却也得脚踏实地，正因如此，南科大式的破釜沉舟值得敬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类高校的增量改革，也该被推崇。从推进路径来看，后者虽无“刮骨疗伤”之魄力，但与其说它是一种折中与调和，不如说是体制束缚下大学冲破行政藩篱的大众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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