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长江商报消息 “富豪社区干部”该公开财产吗

社区干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而是社区公共事务的承担者。这是社区管理的“共治”特性所决定的。社区管理是最微观的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的触角无法也不需要延伸到社区内部，而主要应该依托于社区内部的合作治理来完成。社区内部的合作治理，当然需要某种机制或者程序作为保证，但是，这种机制不一定是规定性的，而应是协商性的。比如，如果社区居民要求网传有“80多栋私人物业、20辆豪车、20亿资产”的周伟思公示其财产信息，证明其利益诉求与社区管理存在冲突，那么周伟思就有义务公开财产情况；如果社区居民对周伟思足够信任无此要求，周伟思是否要公开财产情况，就只能凭其自愿了。

其实，如果社区内主权能够得到界定，业主委员会能够确立类似法人的地位，那么对于社区干部的管理就不难实现。选不选富豪做干部，是否要求社区干部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财产，社区居民可以自行决定。只要让自下而上的压力发挥作用，社区干部这种“类公务员”岗位的财产公开，就会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11月29日 《新京报》

作者：徐立凡

我们失掉诚信了吗？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陌生化，人与人关系不像乡村社会那么简单。很多人住在同一小区，却一生都不打招呼彼此不认识。这是从熟人社会过度到信用社会的微妙阶段。人际交往和商业交易，都需要以诚信作为基础，来提高交往的效益。而以诚信体系来实现陌生人的交往和贸易的正常化，是现代社会必须走的一步。网络购物是诚信社会体系的现实体现。去菜场和小商店购物，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对买卖双方也都构成了一定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是相对松散的。

在熟人社会的彼此互信之外，严格公正的法律管理和惩处之外，要获得简捷的贸易和交往，诚信和诚信体系的建立极其重要。诚信不能依靠某人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来形成，而需要用有效的管理手段来约束双方。“诚信”需要发生效用、要成为约束力，成为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监督力量。现在看来，中国人不是缺少诚信，或者缺少诚信的意愿，而是缺少维护诚信的整套体系。诚信体系的建立，需要公开的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并真切发生监督效果，如网络购物的买家评价那样，会导致为人民服务者因不诚信而受到惩罚。如果不诚信者都被揭露，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社会就会慢慢地诚信起来。

11月29日 《新民晚报》

作者：叶开

“过头税”现象的表与里

我们的预算不仅要预算支出，同时还要预算收入，这就决定了很多时候纳税人要为财政部门估算的收入承担额外的支出，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宏观税负。在中国，以流转税、从价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税收总额对物价水平、经济周期高度敏感，也呈现周期性波动。

这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在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下，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意味着支出规模随之扩张。但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时，支出规模并不会相应调整。这时财税部门就会倾向于量出为入，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指定用途税（费）来筹措资金，例如各种附加费、燃油消费税、房产税试点等。收入增长时的量入为出与收入下降时的量出为入交替进行，是近二十年全社会的宏观税负不断爬升的首要原因。因为政府的事权并不由其他机构决定，支出规模当然就没法被约束。也正是这个原因，征收过头税现象才会在各地轮番上演。这表面上看是税务征管人员没有依法行政，但更深层次体现的是我国财政预算工作中的弊病：一旦经济稍不景气，那么税务部门就会为完成税收征管任务而下各种努力。问题是，税收本该是营业活动的副产品，而非目的。如果本末倒置，焉能禁止“过头税”现象再度发生？

11月29日 《东方早报》

作者：傅蔚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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