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改革不要惧怕争辩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从不久前非京籍家长与户籍地家长在北京市教委前的“争辩”，到前几天15岁的“非沪籍”生占海特为争取在上海的异地中高考权利，约辩户籍青年，异地高考的话题在今年来愈趋增温，且逐渐表现出户籍地和非户籍地居民直接博弈的趋势。有评论称，过去围绕异地高考在民意与权力之间上演的博弈，现在主战场也转到了民间。

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此前，异地高考改革的阻力更多源于各地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博弈，但因为缺乏足够透明的信息反馈，这个博弈过程显得隐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流动的强化，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进一步提高。在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民间争辩的兴起，其实只能说是一种必要的改革程序的回归。在过去，改革的阻力往往被形容为“既得利益者阻扰”而变得意识形态化，难以“对症下药”，如今，公开争辩就是对于改革阻力的最好表征，改革的目标应该更加清晰。

但这一点显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占海特约辩的事情发生后，围观者也通过网络传递出自己的声音。对于户籍地家长将占海特们称为“蝗虫”，大多数人也同样表现出道德式的批判，如反驳他们拿“特权当习惯”。但是，对于旨在利益和权利的争辩，这样的道德评判于改革共识的达成，丝毫无益。比如，作为对于占海特们的回应，有人开始质疑占海特的约辩动机，并举报占家有“超生”及“偷税”行为——关于改革的争辩大有转向偏题之势，甚至演变为地域攻击。

本来是异地高考改革必要的博弈程序，为何变成口水仗？应该说，这与目前异地高考改革的博弈环境有关。首先应该明确，作为改革的直接利益相关方，户籍地家长站出来表示反对，围观者以及政府都不应感到惊讶。至少在狭义范围内，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以及户籍地居民和非户籍地居民，都是改革博弈场上不可缺席的一方。对于户籍地居民和非户籍地居民的直接争辩，政府不但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化引导，将民间的争辩纳入制度设计中去，找准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为凝聚改革共识奠基。

异地高考改革关涉利益的调整，任何一方都有权进行权利申诉。如今，面对流动社会的事实和教育公平的根本要求，自由流动和福利公平的原则已不容否定，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原则的运用就可能变得复杂和模糊化。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改革的博弈和争辩才显得更为必要。现在的分歧已经不在于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底线共识。所以，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阻止争辩，而是怎样使得争辩回归到务实的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

面对日益常态化的改革争辩，改革者首先要剔除惧怕争辩的心态，并为争辩双方提供通畅和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平台。因为，一项改革只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各方利益，实现改革红利的最大化。特别是，改革的决心不要忌惮于白热化争辩氛围，更不容夸大争辩所流露出的改革阻力，毕竟自由流动、教育公平已成为目前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人们对于公平的追逐，不会止于谩骂，改革的潮流更不会止于一时的阻力。正如一位支持异地高考的户籍地居民所言：我是上海人。外省籍孩子在沪考试如果放开，一定会给我的孩子带来压力和影响。但是，我还是要支持你的立场和努力。因为，制度的公正和机会的公正才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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