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据12月15日《中国经营报》报道,正在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因为牵涉官员财产信息遭遇各方掣肘。“修订稿”适当扩大了税收检查权的适用范围,如可以查询公民的存款账户。
作为对某种社会现实的匡正,任何法律的修订都可能遭遇阻力。对于立法者而言,《税收征管法》在“涉税信息共享”上无法获得共识,“触及了官员财产和富裕人群的敏感神经,遭到了大量的反对意见”,其实对此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阻力毕竟是相对的,立法就是博弈的产物,立法者在坦承某种阻力的同时,不能不看到,支持立法的低收入者才是主流。
一味强调法律修订遇到的阻力,一方面说明立法的准备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立法过程中诉求回应失衡的问题。对于立法者而言,正视阻力必不可少,但是对支持立法的呼声同样不容回避。可以说,很多改革和立法屈服于反对者,不是反对者的阻力太大,而恰恰是支持者缺乏足够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呼声与诉求未能得到应有的回应。
“涉税信息共享”难获共识,虽然具有上述改革掣肘的共性原因,却又不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其中一个细节是,在反对“涉税信息共享”的声音中,富裕群体是重要力量。富人成为“涉税信息共享”的反对派,无疑说明在目前的税收征管体系下,富裕群体的涉税信息是不够透明的,囿于税收和财产的关系,这直接暗示富人纳税可能存在“折扣”。
此前早有学者提出的“中产阶级陷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中产阶级在财产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往往是征税环节中的最大受损者。因为中产阶级多属于工资性收入群体,纳税大多实行的是代扣代缴,税费征税最为规范。而富裕群体却多是财产性收入,然而目前这方面的信息透明度恰恰很低,从而给避税留下了空间。这种格局下,中产阶级所承担的纳税负担显然相对较重,结果在无形中造成了对于中产阶级事实上的不公。当然,中产阶级的此种境遇,不仅是税收的公平问题,更关系到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转型,长远来看,于社会的发育也不利。
再就是官员的反对。官员反对并不能证明官员有“问题”,但问题是,一旦“涉税信息共享”,将为官员财产的公示提供重要的信息源,对于腐败官员的利益肯定会有威胁。事实上,银行、房地产等经济部门也反对,这其实说明,“涉税信息共享”并不仅仅意味着会暴露官员的财产,而更牵涉到权力寻租空间的压缩。一些腐败案件中,某些官员往往与银行和房地产等部门有着重要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形成了利益链条,官员和实体经济部门都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就立法者内部的分歧来看,如果官员财产公示不落地,这一法规的修订也注定难产。这种逻辑其实在其他一些立法上也存在,如这两年讨论很多的房产税问题。这一方面说明,官员财产公示的重要性确实需要被重新打量,否则将影响多领域的改革步伐;另一方面,立法应避免形成某种“路径依赖”,立法如何多方并举,需要更高层的规划和统筹。
法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立法上的争议更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聚合。税收征管法修订所遇到的阻力,应当成为改革快马加鞭的动力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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