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市民都是城市的“问政者”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12月17日晚，武汉市年终版“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开场。此次电视问政活动分别邀请“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单位负责人走进演播厅，以电视直播的形式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考问。

今年6月26日至7月4日，武汉市举行了“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电视问政直指武汉市存在的管理问题，并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新一轮的电视问政，以小餐饮规范管理问题开场，问政基本上延续了上一轮的风格，提问毫不避讳，直陈要害；辩论针锋相对，不留余地，在关涉主题的交锋上，问政现场没有所谓的话题禁区，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是谁的责任就“问”谁。某种程度上，电视问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对话有冲突，沟通无屏障，问题实实在在摆出来了，才有改进的空间。在这里，各方在话语上唇枪舌剑，但对抗不是对立，而是寻求治理的共识。

在自媒体时代，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多，可以通过政务微博、邮件，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等。以传统电视为传播载体的电视问政能够脱颖而出，吸引广泛关注，并激发市民热情参与，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市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不可低估，只要创造合适的路径，市民的参与欲望就会得以展现；其二，政府与市民间的沟通，通过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政府呈现的姿态。官员毫不避讳，真心实意想聆听和解决问题，那么对话就不会刻板或形式化。这个过程中，交锋会有，冲突难免，但合作与信任也在同时建立。

当然，对一座城市而言，最终还是要形成有效的管理理念，依靠理念，进行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电视问政再怎么日常化，也覆盖不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它的确不够高效，但电视问政的最终目标，不是要解决多少个问题，而是要通过问政这一形式，培养出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对于政府和官员，要时刻检视自身，在管理职责内，还存在哪些问题；对于市民，面对社会管理的种种问题，要培养出参与治理的敏感度，从回避问题到发现并寻求解决，每个市民都嵌入到公共治理的环节中去。也就是说，电视问政是政府与市民互动的过程，也是二者双向学习的过程。

以往，关于电视问政，我们对政府要创造机会让市民参与管理这点强调不少，但对于市民意识如何养成，却有所淡化。实际上，合理治理秩序的达成，一方面是基于政府对于自身责任的践行，另一方面是市民形成了参与管理的自觉意识，对社会治理有良好的认同。我们把电视问政比作一个别开生面的考场，这个考场是面向政府官员的，其实也是面向市民的，如果我们对周围的问题失去了敏感，对管理弊病失去了警觉，换言之，在公共空间里，如果我们本身就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一员，社会将很难形成良性秩序。

每个市民都是城市治理的“问政者”，在自身所属的狭小空间里，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城市管理。所谓开放式治理，就是把政府和公众都纳入城市管理的主体性地位，共同改造城市。这个过程，是互动合作的过程，也是城市认同以及城市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什么时候，双方对城市管理形成了守土有责的责任感，那么，电视问政的效果，也就圆满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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