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护栏隔离不了贫寒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12月23日上午8点，在郑州市中州大道与农业路立交桥下，网友发现，原本外来务工者露宿的地方加装了两米多高的防护网。在立交桥下的东侧和北侧的护栏上，都悬挂大红条幅“天气寒冷，桥下不宜露宿，务工人员如需帮助，请拨打电话：69125111，69125088，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宣”。

农民工桥底冻死事件发生后，公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露宿桥底的特殊群体，随着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的逐渐呈现，各地都据此展开了相应的救济。而作为事发城市的郑州，在承受外界批评的同时，的确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透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看出冻亡事件后政府部门对牵涉问题的重视。对负有保障责任的政府而言，这是自省与补救，也是对逝去生命的负责。

但对于露宿民工群体的管理救济，不管政府部门在其他方面做了多少有用功，在立交桥下安装护栏，还是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广州天桥下为驱赶流浪汉而浇筑的水泥锥，贵州毕节垃圾箱上“严禁人畜入内”的标语，这些管理手段，有着共同的粗糙、简化与冰凉，也正因如此，公共救济里有行动却无温度。

很多问题曝光后，被提到空前重视的位置，这种工作模式并不少见。但政府重视某问题，并制订五花八门的方案，只能反映其对轻重缓急的判断。这种判断可能是纯价值问题，即这个问题本应该位居政府责任序列的前列，但以前没有意识到，现在问题曝光了，政府部门重新调整了排序，这是理想状态的治理模式。还一种可能是，轻重判断更多来自外界压力，重视成为一种减压阀，这其间掺杂着权力的“私念”，重视问题也是要解决问题，但却是为了逃避责任而解决问题。

对后一种治理模式而言，追求简化意味着更低的治理成本更高的治理效率。推出某项举措，可能是出于责任自觉，更可能则是出于对舆论压力的敏感，进而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案，彻底摆脱此类问题所带来的困扰。因而，职能部门制订举措，首先考虑责任的最小化和效果的最优化，这时候诞生的一些举措看似粗糙、简陋和原始，但却是经过了“理性的设计”。

当然，这种理性是异化了的“权力理性”，它把权利问题变成了权力问题——外界扑面而来的指责与质疑，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因为压力，职能部门重视对露宿群体的救济；出于对置身舆论风口浪尖的畏惧，又试图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以豁免于再度陷入非议。在这种扭曲的心态中，公共事件的本质发生了错置，职能者首先是立足于权力视角、权力本位看问题，把冻亡事件当做遭受责难的线索，立足于永久性地规避这种责难，而不是把冻亡看作是露宿群体孱弱的权利样本。

功利治理视角下的冻亡事件，让职能者将立交桥下的那片空间视为风险带，避免冻亡再发的关键，在于彻底隔离这片风险带，这属于错位的治理思维；但对于露宿于此的农民工而言，这是简陋却难以离开的居住区，它能带来灵便的就业机会，是生存的载体。在这两种思路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民工需要的是保暖御寒的救济，职能部门思考的则是彻底地驱离，以符合权力的“理性设计”。

不论如何，冰冷的护栏都隔离不了贫寒，相反它还会带来寒意；与此同时，护栏不会给露宿者带来温暖，反而会让他们在这个冬季多一份无“家”可归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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