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长江商报消息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100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1月7日 《 人民日报 》

作者：李泓冰

垄断执法“退款”岂能归行业协会？

国家发改委宣布对三星等六家液晶面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制裁，要求他们退还国内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但彩电企业表示：未收到退款，退款全被中国视像协会和中彩联“截留”了。在执法程序上，被判定垄断的面板企业的退款应进入受害彩电企业的账户，也就没了协会截留的机会。

那么行业协会可不可以代企业收退款呢？温州打火机等反垄断案件中，行业协会都起到了组织维权的积极作用；但不能因为彩电企业是中国视像协会的会员，协会就想当然地全盘代表企业利益，包括接受退款并擅自替企业决定退款的用途。行业协会最多只是企业的代理人，其行为应受到企业的意思约束，其无权独立主张权利，除非有企业的特别授权，包括按多少比例向协会缴纳费用。但从现在披露的一些信息看，中国视像协会并未完全征得企业的同意，这就是无权代理，侵害企业的正当利益，也是违法无效的。

一场以反垄断为名的维权，如果最后的维权成果由一个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协会独享，这就太有讽刺意味了。当然协会可能有足以说服人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行业协会、企业能正大光明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还对反垄断寄予厚望的公众一个全面的真相。本来，反垄断维权就是一项阳光事件。

1月7日 《新京报》

作者：沈彬

“八项规定”的好经别给念僵了

过去一些官员下去考察住豪华酒店、吃豪华午餐、抽中华烟、喝茅台酒是一种极端，如今“一律自带干粮”则可能是另一种极端。公款吃喝是脱离人民群众，“自带干粮”也并没有密切联系群众，造作中也让群众产生隔阂感。倡导新风需要一种自然的、顺应民意的转弯，而不是僵化地理解“八项规定”。好像越简朴、简朴到了极端，就越显示对“八项规定”贯彻得多么好。

中央的“八项规定”，不是让官员秀廉政、秀亲民、秀简朴，好像形式上越不花钱，穿得越破、吃得越差就越显示亲民，而是要发自内心、由内而外地转变那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的陋习和歪风。比如，对官员的吃喝问题，公众并没有那么不通情达理，并不苛求官员下基层得饿着肚子，像老百姓平常那样吃饭就可以了。不能因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不当钱了，奢侈浪费胡吃海喝。同样，在开会问题上，不是比寒酸，不是比谁更不花钱，去除那些不必要的花费就可以了，该花钱的地方还要花，关键是老百姓要看到支出，看到钱是怎么花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需要合乎人情，而不必造作；重要的是尊重民众的感觉，回应真实的民意期待。

1月7日 《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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