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场对问题救助站的救助行动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未打通，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称现在想走晚了。同时，救助站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记者求救。

当流浪人员遭遇捆绑、被打的丑闻，出现在本应是“温暖”代名词的救助站，这是一种常识的颠覆。曾经无数次，当我们面对街头的冻伤、冻死悲剧，都会条件反射地将矛头指向公共救助行为的缺席。但是，当暴力与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从救助站传出，单纯呼吁救助站的管理，又何尝不是一种围观者的“理性”心态？此时，新闻中多次出现的“宁愿流浪也不去救助站”的流浪者心声，应该被铭记与反思。

如果说公共救助缺位，是一种无法被接受的责任伦理的失态，那么，强制性的暴力救助，却是另一种有意的冷漠甚至是加害。为何本应指向人伦与温暖的救助站会异化成如此的冷漠之地？表面而言，这是救助技术上的偏差，本质上，却关系到整个城市在对待流浪人员问题上的价值理念。流浪人员是城市必须予以清理的有损市容市貌的“伤疤”，还是政府从人道主义和公共救济责任出发所必须拯救的对象？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但在实际行动中，无论是某些地方出现的对流浪人员的驱逐，还是任由流浪人员死于街头，都使得这一答案变得模糊。

上述两种思维，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浪人员在救助站的命运。如果从官员政绩和城市的整洁度出发，限制流浪人员出现在街头，就不惜采取严格的人身限制甚至是暴力手段，那么，从一开始救助站的设立就已经偏题，它不再是饥寒之躯的庇护所，而可能是包藏了法治和人伦失守在内的底线溃败。

站在法律角度，救助站本身因为可能会牵涉到对于人身的管理甚至限制，相关的制度监督层级理应提升。十年前，《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明确了“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但十年后，业已发生的救助站悲剧，再次证明了良法不足以自行。救助站超越了街头治理的范畴，那么，对应的监管触角理应随之延伸到救助站的具体救助行为中去，如果只满足于“街头无流浪人员”，很难保证救助站不成为“法外之地”。

当然，除了救助站的设立初衷和法律保障需要进一步明确之外，目前救助站在实际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化地位也值得反思。一般而言，流浪人员的弱势之境，决定了他们面对“问题救助站”时基本没有自救能力，也很难引发社会的关注与围观。这种情况下，救助站以及它可能裹挟的非法行为，往往也最容易被社会忽视，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救助站的非法之为。因而，救助站也应向社会开放，以确保其去神秘化。事实上，这一点并不仅是对于救助站而言，任何带有公共性质的机构或部门，都应该置于阳光之下。否则，阴影之中难免衍生违背伦理和法治的溃败。

本应担负救弱济贫之道的救助站，却暗含暴力与非法行为，这样的救助站无疑也需要接受一场“救助”行动。但同时，公共救助的行为能否多样化、灵活化，也应纳入全社会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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