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王聃(湖南 媒体人)
新驾考首先迎来的不是驾校改进教学方式,而是培训费应声暴涨,最高涨幅已超过五成。上海新驾考实行以来小车学车费突破7000元,北京驾培费用则普遍越过5000元大关。“考试流程改变、要求增加、难度提高,驾校的成本增加不言而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驾培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只有靠涨价补回来。”(1月10日《潇湘晨报》)
按业内人士的说法,涨价缘于新驾考难度增加导致的培训成本上升。不过此说法显然有自说自话的嫌疑,新驾考是不是导致了培训成本的增加,需要真实的数据来支撑。退而言之,就算驾考流程的改变,导致驾校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它也不一定非涨价不可。此前驾校培训费的高企,早已被舆论所诟病,就算不涨价,也能消化部分提升的成本。
近年来,各地驾校“憋着涨价”不是新闻,几乎一有风吹草动,就必有借机提价。如2010年,北京将学考驾照增加七学时,提高考试难度,多家驾校学费纷纷上涨。2011年,上海的一些驾校瞄准大量外省市人员来沪学车的商机,擅自对非沪籍学员涨价。
没有忌惮的驾校涨价,会很容易令人得出一种“顺理成章”的结论:一切都是驾培市场过于封闭的结果,垄断无形中消解了培训人的议价能力。由于众多驾校的存在,它的培训收费也处于竞争与角力之中。只是此种竞争与角力是“有限”与“被限定”的:一方面,各地交通主管部门严格限定着当地驾校的数量;另一方面,物价部门又对其收费进行着价格指导。换言之,在政府审批门槛和价格管理之下,所谓的驾培市场虽然也能实现市场要素的部分流动,但由此造就的是一个虽不垄断但依旧封闭的市场。
公众并不反对对某些特殊领域进行准入与价格管理,但倘若因此造就的是一个封闭且无法打破的“伪市场”,它带来的只能是真涨价。行政审批意味着设定了地方驾校开办总数的“天花板”,被准入者竞争对象将会很少,有培训需求的公民选择余地也会很少;而相对模糊的政府指导价,又给了驾校太大的自我定价权。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驾培收费的地带:它符合政府的价格规定,也难以使同行利益严重受损,虽然并不公平,但培训人不得不接受。这正是驾校热衷于涨价的根本缘由。
是时候阻止驾校的涨价冲动与惯性了。呼吁驾校提升道德自觉当然必须,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来打破一个不垄断但封闭的驾培市场?这需要政府管理者放弃部分审批与价格调控权,从源头来提高驾培市场的开放性。譬如有论者说,不妨允许公民通过自学参加统一的驾考,这是一个方向。当公民不经过驾校环节,就可以获得驾考资格,驾校的随意涨价行为自然行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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