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计”，更要“回应”

长江商报消息 ◇ 易国祥（武汉 公务员）

2011年上半年，温州市龙湾区吴南华等三位老人商量建“和谐之家服务站”。2011年11月，温州出台了《温州市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扶持暂行办法》。2012年春节刚过，由三位老人起首的状元亭筹建装修开始。2012年4月6日，状元亭和谐之家服务站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并开业。（1月12日《人民日报》）

不管“暂行办法”是不是专门针对状元亭的，至少它及时“回应”了这家民间慈善机构成长的需要，却并没有像当下有些政府热衷的“问计”在先。

此类事平常也会有另外的路径。民间做起来了，政府迟迟不予“回应”，当出了情况，政府就居高临下，撇清责任；比这进化的，有些官员总把百姓当“元芳”，不动脑筋，没有主张，然后不予“回应”，或者草率“回应”。

早有学者提醒“问计于民”要慎重，指出很多官方之问本是“应知应会”之事。群众有自己的生计需要打理，基层有自己的事务需要操持，过多的问询，无疑于扰民。比照官方针对百姓设立热线、成立咨询中心的逻辑，百姓不能承受官方问询之重。

其实，官方之问，有的的确是心中无数，只好从头学艺，这涉及到人岗是否匹配，或干部更新周期是否太快。而有的是明知故问，给人以作秀、卖萌的感觉。

习近平同志要求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最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劳教制度、涉法涉诉信访、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户籍制度改革，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权益保障的新期待，这种“顺应”远胜于“问计”。

科学合理的问计于民是需要的。问计是手段，回应是结果。即使问，也要多问自己，身体力行。一些重要政策，要接受群众严苛的审视，积聚坚实的民意基础，寻找更为深厚的动力源泉。有些事已不再是问计之需了，如温州市政府对民间慈善，就重在回应。

许多改革越改越难，甚至步入了深水区，除了客观因素，不排除责任官员本身缺乏全局观和长远眼光，缺乏政治勇气与智慧，以至于累积到靠“倒逼机制”促进变革，靠更大的社会成本换取制度创新。如果在“过去时”积极“回应”，就不会发生一些“末端故事”，演绎了“雪里送炭”，也就少了许多“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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