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草院士”之争中反思科技伦理

长江商报消息 科研要与市场对接，但是科研如果仅仅是为市场效益代言，那么，当市场本身与社会正义相冲突，科研又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 本报评论员朱昌俊

拖延14个月未果的“烟草院士”一事，终于激怒科学界。昨日，在中国“‘减害降焦’，科学还是骗局”研讨会上，谢剑平赖以获得院士提名的“降焦减害”研究成果，被多名工程院院士、专家，直斥为“伪科学”和烟草业骗局。

谢剑平以及他当选院士赖以支持的“降焦减害”成果是否充当了烟草行业的“代言者”，尚需调查。不过，这项成果被直接应用于国内多种卷烟的生产之中，并在短时间内提升了相关卷烟的产销量，足以证明，他的成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控烟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如是“科技贡献”所起的作用，必须得到反思。除此之外，为何这种与控烟趋势相悖的科研成果，能得到主流科研评价体系的认可并成为发明者“晋升”的敲门砖，与此相关的院士评选机制，难逃干系。

事实上，谢剑平的当选在社会和科学界内部产生如此大的逆反效应，所指向的已不再是评选程序的问题，而更直指目前的科技伦理问题。在科技应用极度匮乏的年代，科技甚至无形之中制造了一种社会图腾——科技被等同于进步与效率。而当全民科学素养提升，以及科技应用的全方位推广，工业社会科技理性的滥用与文明进程的冲突也越来越显性化。

“烟草院士”之争即是现实案例。它是控烟趋势与公众意识觉醒和烟草行业兴旺下的一种冲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烟草行业以其巨大的经济回报获得了快速发展。这背后，科研技术是重要的支撑力量。但当烟草的危害性被社会重视，烟草行业的正义性必然要受到质疑。这个时候，一度为其发展助力的科研体系，如果是如“减害降焦”一样，成为烟草行业获得更大活力的技术提供者，它也必然难逃社会谴责。

如何会呈现出科研伦理与文明进程的冲突，这与科研伦理反思的滞后不无关系。我们都说，科研要与市场对接，但是科研如果仅仅是为市场效益代言，那么，当市场本身与社会正义相冲突，科研又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封闭化的科研体系下，科研创新可能远离社会生活，然而随着社会的开放，其与市场的深度融合，科研又可能成为利益的捍卫者。这种捍卫可能并非是基于原创力的进步，而很可能是有悖于公共利益和文明理念的私利。于此，科技的伦理担当和定位就需被重新反思和刷新。

作为国家级科学荣誉的院士，它的评选无疑具有相当的专业门槛限制。所以，“烟草院士”之争的最终定性，必然要回归到科学界内部的专业评判。多名工程院院士联名质疑，就是科研系统内部的一种专业纠偏力量的发力。也只有当科学界内部形成了良性的科学伦理反思机制，科技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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