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当以制度保障来提升

长江商报消息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进京三杰”。

2012年，被问得最多的是“你幸福吗”。怎样才算幸福，怎样才能幸福？当物质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人们的幸福感觉的边际效用递减，人们有时会通过慈善等换取社会对自己的承认，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这些非物质目标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幸福是一种效用，是一种主观评价。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人们对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充足的食品、清洁的用水、便利的交通和通信、多彩的生活、对闲暇的享受等等。总而言之，发展的人们比不发展的幸福感要强一些。支持这一判断的显著例证是，虽然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人的牢骚似乎比过去多了，但谁也不愿意回到短缺经济的时代。

既然经济发展可以从总体上提高人们对幸福的感觉，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不满足，甚至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呢？

经济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对幸福的感觉，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即第一个经济发展单位，例如1000万GDP如果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觉是10的话，那么，第二个1000万GDP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觉是9，第三个1000万GDP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觉就会是8……换言之，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据两位瑞士学者的研究，从1946年到1991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人均收入从1100美元增加到2700美元（以1996年美元价值为准），增加了150%，并由此导致了购买力的增加，生活必需品的档次大幅度提高，室内卫浴、彩电、洗衣机、汽车迅速普及。然而，这种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却伴随着平均幸福水平的略微降低。如果以三分为满分的话，那么，1946年的幸福水平为2.4，而在经济经历了45年发展后的1991年，平均幸福水平反而降到了2.2。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呢？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是人们会自觉地、自动地调整和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抱负或新的欲望。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能够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看到简单的电视节目就会觉得很幸福。然而，现在即使家家都有了彩电、甚至不止一台彩电，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增加多少，人们对电视节目的抱怨反而更多了，期望值更高了。

人们的欲望或抱负是无止境的，有了新的起点就会在新的起点上有新的期望和抱负，期望或抱负与现实情况的差距会降低幸福感。于是人们看到最初的收入增加会迅速地增加幸福感，但随后的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同收入同比例的增加、甚至有时反而会降低。

即使继续发展经济，提高个人收入，也还是会产生不幸福的感觉。

经济发展对幸福感贡献递减

此前我们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会有新的抱负和期望，那么，继续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因为人们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追求物质财富之外，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声誉、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拥有物质财富不等于拥有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当物质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物质财富对人们的幸福感觉的边际效用递减，人们有时会通过捐献等换取社会对自己的承认，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这些非物质目标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通常，对于人们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不是它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个人与别人、特别是与身边的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相对地位。哲学家罗素曾经描述这种倾向：“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过去大家都住的是茅草房，现在我虽然住上了瓦房，但你却住的是高楼，我的幸福感可能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这种现象形象地说，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幸福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说明经济发展与幸福感的提升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说明仅靠增加GDP是提升不了幸福感的。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关注说明了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

幸福是内在的一种主张

国人幸福感欠缺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平问题，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公平问题是幸福感里面最关键的内容。公平主要是机会均等。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源自社会机会不均等，例如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在于垄断——人们不能平等进入；公平的问题还表现在教育方面，一旦教育有失公平，不但影响了有能力的人才进入社会上层，也阻碍了一个人的进一步发展。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在最后的“关头”往往是“拼爹”。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表现在有的时候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例如知情权，再例如一再发生的野蛮强拆，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不受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个别工作人员目无法纪，做官当老爷。

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分配差距拉大，表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以及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失衡，在医疗、教育、社保、养老、住房等方面人们多少都存在着心里不踏实。

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不知吃什么放心，吃什么健康。

“官本位”导致实现自我价值途径狭窄，一些升迁无望的官员也感到不幸福。

腐败问题的广泛存在引起人们的严重不满。

要全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一是需要人们自我调整，另一方面从社会来说，解决的途径一是继续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当社会总体上更富裕的时候，解决问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就大得多了。二是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使大家机会均等，各得其所。三是加强宏观调控，使收入差距既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能较为普遍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四是使人们能够均等地享受政府的服务。五是引导人们逐渐适应新体制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标准，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积极正确的态度。六是坚决治理腐败，建成一个法制文明的社会。

社会公平能提升公民幸福感

《幸福经济学》

作者：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 Anielskl)

如果我们用货币符号衡量人类的幸福，北美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愉快的群体。也不尽然。尽管50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经济和物质消费的增长，我们的幸福感和许多福利指标却在下降。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经济增长，并使之与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保持一致呢？这些重要的因素包括：相互支持、有意义的工作、健康的环境以及精神方面的康乐。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建立了一种新的名为“真实财富”的实用经济模型，用于测度那些真正决定福利的影响因素，并有助于重新定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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