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于团圆的向往,也没有什么能否定回家的权利。但让更多的人对于团圆和回家有更多的选择和定义,却是化解春运难题的题中之义。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2013年春运已于昨日启动。在此,我们祝愿每一位旅途之人,平安,顺利。
当春运变为“回家难”的代名词,如何使回家之路不再成为“囧途”,每年此时,几乎都成为一个特定的公共话题。虽然公共讨论被一再重复,但到目前为止,“回家难”的呼声和悲情并没有因此出现大的改观。正如很多论者所言,春运难题并不仅仅是“一票难求”与运力差距的问题,更深深契合于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如果不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它就有可能变为无解的话题。
首先不妨看看春节情结的生成。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春节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象征性的节日,对于很多人而言,它代表着一次难得的饱餐和享受,似乎是为暂时停止劳动、休息找到一个无条件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在今天,其现实基础已然大大削弱。客观而言,通讯方式,物质条件都有了极大改善的今天,春节不一定回家,或者团圆不必选择在春节,已经具备现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视之,团圆的方式和时间选择是否可以被适当调整?或值得每个人思考。
当然,观念的调整,并不只是个体的私事,更关乎到“团圆不等于在春节,春节不等于回家”的可能性是否被公共领域所接受。比如工厂在放假、生产上的安排作相应调整,政府部门给出一定的政策倡导和鼓励。再比如,如今每年都出现一些单位开通送外出务工人员回家专车的现象,那么,是否可以试着改变一下专车的方向,回家接送务工人员的父母与孩子来城里过节?事实上,暑假的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接孩子进城团聚的现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于团圆的向往,也没有什么能否定回家的权利。但让更多的人对于团圆和回家有更多的选择和定义,却是化解春运难题的题中之义。
再来看一个近乎老生常谈的问题。一说到春运难题,户籍制度、城乡乃至区域发展不均衡,都被视为春运难题的根本症结。但或许因为它过于宏大,或其负面影响仅仅体现在“回家难”上,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春运现象的负面作用就可更为全面地被感觉到。如每到年关,由于外地人口的撤离,城市一些服务行业被迫停止营业,间接造成城市运转的局部失序;工厂停工造成的工人流失,一些企业来年的正常生产也会受到影响。
城镇化本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但春节来临,它的劳动者、贡献者不得不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团圆”,城市的秩序也会因此受影响——城镇化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却并没有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享受平静而有尊严的生活。这起码还不是理想状态下的城镇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回家不仅仅是为了团圆,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时间以节日的方式塑造了仪式感,让他们必须在“家”中开启新的一年,那么,城市能否让每一个人感觉到“家”的存在,应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指标。
春运难题是当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复合现象,认识这一点,它的解决无疑需要从这些方面去对应寻找答案。总结起来,它仍要归咎于发展的问题。观念的变革,人的自由流动,就业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城乡之隔不再被一张车票所阻碍,这一切都需要发展的推进,具体地说,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好地被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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