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改革箭在弦上

长江商报消息 劳教制度的改革必要而且紧迫，甚至可以说箭在弦上。不管改革的目标如何，是彻底废除，还是以司法化或准司法化加以改造，劳教改革的方向都指向法治化。

■ 本报评论员熊志

近日，广东省人大会议列席人员、省司法厅厅长严植婵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劳教改革方案将按照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审议通过，广东将按照方案以及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要求推进改革，有可能在今年适时停止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存废之争，持续已久。此番“可能适时停止”的表态，承认改革迫切性的同时，释放出推进改革的信心。今年年初，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了“年内将进一步推进劳教改革”，这说明在官方层面，深化劳教改革已呼之欲出，与民间呼吁形成共振，为改革提供动力。

劳教改革历来存在线路之争。不管改革的目标如何，是彻底废除，还是以司法化或准司法化加以改造，劳教改革的方向都指向法治化。劳教制度中，公安系统是全权执行方，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执行。因而，理论上劳教属于行政处罚，但最高时限为四年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又超出了行政处罚的范畴。行政的外壳与司法的内容形成了悖论，也制造了漏洞。公安系统获得了法定授权之外的权限，能够高效、封闭地实施人身强制行为，而此权限又在司法系统的制衡外。所以在少数地方，劳教制度发生异化。这在任建宇、唐慧等案件中表现尤为明显。

劳教制度的封闭性，给了公安系统过大裁量权，劳教改革首先要限权，引入监督和制衡机制。实际上，以往的改革也确实如此。比如，2005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律师可以代理劳动教养案件，等于引入了专业的法律人作为监督；再比如，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等四地的劳教制度改革试点中，成立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监督劳教的执行。这些改革尝试值得赞赏，但它们尚未触及劳教制度的核心问题，也即行政强制力量越权辐射到司法领域。行政强制与司法强制的边界，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区分，司法力量对行政处罚的制衡，有待确立。

正因如此，劳教改革虽然一直动作不少，但是一直未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制度漏洞还在。一方面，从法律文本上看，劳教制度的法律位置还相当尴尬，劳教有《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为依托，但却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关法条相违，不同位阶的法律无法自洽；另一方面，在实际运作中，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程序不正当、标准不统一、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并未因相关改革尝试而消失，使得超时关押、限制通讯等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劳教制度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漏洞，都在瓦解劳教制度的公信力。

有鉴于此，劳教制度的改革必要而且紧迫，甚至可以说箭在弦上。不容否认，劳教制度曾经有其积极作用，比如对未成年青少年的教化改造，这也正是一些学者不赞成直接废除劳教制度的一个原因。但不管劳教制度的意义如何，其作用必须建立在法理之上，堵死因劳教可能导致的“合法伤害”的漏洞。依法治国，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要求。如今广东做出了前瞻性的表态，我们期待劳教改革能在广东率先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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