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侯红志
大姆妈是解放前一夫多妻制的产物。
那时候,有钱人都讨几房太太,汉正街上花生铺里的蒋老板就是这样的有钱人,他讨了两房。
在一夫多妻制家庭里,大姆妈的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小姆妈都是受气的角色,所以,每当武汉人感到憋屈,便形象地抱怨:“你当哪个是小姆妈养的?”
但是在花生铺里,大姆妈的地位并不高。因为这位大姆妈一直没生育,而小姆妈却生了八个孩子,重心便自然转向了小姆妈那里。多年来大姆妈对此泰然处之,摊上这样的事,也是没办法的 。
唯一能显示大姆妈过去尊荣的是她还抽几口烟——一角钱一包的廉价“大公鸡”。烦恼时抽,快活时也抽,沉浸在烟雾缭绕之中,她老人家便有了时光倒流的感觉。
“文革”时,一批德国专家住进了武钢招待所,这些德国佬也抽“大公鸡”,武汉卷烟厂为了招待外宾,给这烟加了个屁股,卖到一块钱一盒。大姆妈知道出了这种烟,便弄来一盒尝鲜。但一盒烟还没抽完,就被家里人知道了,这下可不得了。40年前一块钱是个什么概念?一块钱可以买二十斤白菜呀!
蒋老板召开家庭会,“二十斤白菜竟然被当烟吹了,太恶劣了!”于是一家人一致决定扣除大姆妈三个月烟钱,大姆妈一气,第二天就把这烟给戒了。
那个时期汉正街上不准做生意,花生铺人多口阔,免不了偷偷摸摸做点小买卖。这一家人白天都闲着,到了晚上便开工,他们黑灯瞎火做出的油炸花生米硬是街上一绝——米粒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两瓣却不轻易脱离,丢倒嘴里,蓬松脆嫩,一股淡淡的椒盐香味,街上的大人小伢都喜欢。花生铺的“地下”生意特别好,附近的三轮车夫腰里别个瘪酒瓶跑来一买一大把。
这油炸花生米卖多了,引起了居委会的注意。他们在等机会割这花生铺里的“资本主义尾巴”。
1969年夏天,全国掀起战备运动,要疏散城区人口,花生铺的一家人被列为疏散对象,居委会召开动员大会的那一天,蒋老板把全家叫到一起,愁眉苦脸拿不出一点主意,在这危及关头,大姆妈站了出来。她带上一把三条腿的靠背椅,坐在会场一角,居委会主任的报告还没作完,大姆妈老迈的躯体便顺着靠椅出溜了下去,街坊们只听见“哗”的一声,靠椅倒在一旁,大姆妈口吐白沫,眼皮上翻,在地上抽成了一团。会场大乱……
大姆妈被送进了医院,任怎么抢救就是不说话,像植物人一般没了声息。从那天开始,花生铺里一家老小全都拥到居委会里索赔他们的大姆妈,闹得主任委员们跑了个精光。
接着,大姆妈病好出院回了家,居委会的人也不敢再进花生铺的门了。后来,街坊们看到大姆妈又抽起了“大公鸡”,是一角钱一盒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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