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现场，不道德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2月3日，来自安徽的农民工秦小亮在上海街头将1.76万元散落，最终只捡回3700元，其余都被路人拾去。秦小亮的遭遇在微博扩散后，有17人选择归还了4100元，一些网友还给失主捐款。到昨天，1.76万元已经变成22450元。

事发后，微博上同情声一片，“地域论”、“素质论”等各种“道德论”也都出现了。有人说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中国人的道德滑坡。要我说，如果真能反映道德滑坡，那也只能证明是某一小撮人的吧。不然，这事引起这么多人的同情和对捡钱不还者的批评，又作何解释？

如果以上理由难以服人，请看2日发生在石家庄的一个例子。王女士从银行取了4万元钱，在路上装钱的袋子被刮破，400张百元钞票全“跑”了出来，随风撒了四五米。当王女士停下自行车准备捡钱时，七八个人一拥而上……结果是，王女士的2万元分文不少。

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为一些道德家的“地域论”做论据。相反，前一天发生的“完璧归赵”没能引起网友很大的关注，反而是后一天发生的“哄抢”遭遇围观，从新闻的价值选择和舆论围观的取向而言，只能说大多数人相信“完璧归赵”是正常的事，而“哄抢”才是意外。

那么，为何两起同样性质的事情结果反差这么大？不妨看看细节。据王女士反映，在捡钱的现场，一个声音说，“大家把钱都还给人家啊。”我不敢肯定这一声呼吁，就决定了最后的分文不少，古人也说过“从善如登”。但如果将心比心，当大多数人都选择将钱归还的话，一个人选择据为己有还是有难度的，更为重要的，这一声呼吁代表着某种公共约束的存在；而秦小亮丢钱的现场，位于十字路口，且钱散落的面积更大，捡钱的人几乎不受公共空间的约束，自然“从恶如崩”了。

因而，纯道德论，其实是难以服众的。道德只能表现为自律，反省的主体只能是自我。所谓的道德风气抑或公共约束，其根源还是源于个体的自醒。动辄以道德论抛向行为失范，终究还是不在场的旁观者说。当然，“哄抢”行为是否逾越了法律边界，倒值得重视。“法不责众”看似有理，其实是对个体道德自省的耽误。甚至有人说要是追究起来，很多人选择归还，怎么判定，其实这不是问题，法律判定的当然是事故现场的行为。法律未做好，道德总远水难救近火。

我想说的是，道德需要由每一个具体的现场来展现。当我们处于那个现场，自己会作出怎样的选择？这里的“我们”也包括那些对秦小亮施与同情和捐助的。退一步讲，如果被“哄抢”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位富翁，我们的同情或说道德正义是否依旧？

秦小亮将把多出来的钱捐出去，这就是个体的道德选择。王女士说“感觉自己太走运了”。如何让“走运”变为必然，正需每一个个体在每一个道德现场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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