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萎缩下的中国制造业抉择

长江商报消息 在奠定“世界工厂”地位已逾10年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内生能力依然缺乏。近日，环球市场集团发布的中国制造业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寿命11.1年，其中寿命达20年以上的仅7.9%，不足一成。”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士)

这一数据显然相对高估，因为其调研样本取自我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而如果将样本调研范围放之全国，则我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寿命极可能远低于11.1年。

面对这种境况，部分人士可能认为正常，“不足过虑”。这是因为：其一，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包括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制造业，均已呈明显萎缩之势，我国制造业“同此凉热”亦情理中事；其二，在新经济时代已然到来之际，我国3C产业、金融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必然会对制造业形成挤压效应。

但是，上述显然是形而上学之论，如果结合全球制造业的变迁及我国特有的国情，我们则会发现，在全球制造业萎缩及新经济时代到来之下，我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仅不宜弱化，反而更有强化的必要。

之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变迁而言，众所周知，全球制造业中心历经18至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前60年的美国、20世纪60至90年代的日本，亦即是说，在全球经济强国的成长过程中，其初始均经历过全球制造业中心的阶段，而后才逐渐拓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日本除外）、经济强国，而在上述国家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优势不再之后，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亦均明显弱化。以此为鉴，姑且不论我国当下缺乏创造能力的世界工厂地位，离全球制造业中心仍有较大差距，即使我国未来能够成为真正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亦需要警钟长鸣，防止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得而复失，从而致使我国经济缺乏制造业的强力支撑。

之于我国特有的国情而言，纵使新经济时代已然到来，我们亟须强化3C产业、金融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之于我国经济已不重要，甚至可以相对淡化制造业的政策扶持。这是因为，之于我国十多亿人口及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的国情而言，仅凭新经济业态是无法支持我国经济的庞大身躯，而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当下更缺乏过多承载新经济业态的经济基础。以此而论，之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固然北上广深等极少数发达城市，当下可以相对淡化制造业而强化新经济业态，但之于我国整体而言，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仅须臾不可忽视，而且更有必要通过政策扶持，助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此，我国当下不仅不可与全球制造业萎缩之势“随波逐流”，而应逆势而起，将我国当下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地位，真正升级为高附加值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则更不应成为我国弱化制造业重要性的借口，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变迁，以及我国特有的国情，均明白无误地表明，全球制造业中心是我国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而我国人均GDP依然偏低的整体发展水平，则更须臾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否则极易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未盛而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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