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贫困为何也成了问题

长江商报消息 识别贫困成问题，根源在于有些地方对“贫困”趋之若鹜。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扶贫机制遴选扶贫对象时的科学性不够，更在于扶贫模式本身亟待转型。

■ 本报评论员熊志

据2月25日新京报报道，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拿到了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同等待遇。这意味着，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大同县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得到千万元资金资助。

大同县“返贫”之路，被外界冠之以“弃富逐贫”、“主动返贫”。从报道来看，“主动返贫”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刻意从小康状态退回至贫困状态，而是指当地对作为国家扶贫重要依据的贫困县头衔的追逐，在竞争中获取资格。按当地扶贫办主任的说法，收获“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同等待遇，“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为争取“返贫”，大同县突然丢弃戴了十六年的“小康县”帽子，将贫困的一面显露出来。这个过程，正如当初争做“小康县”而展现出小康的一面。大同在外界呈现出的贫与富，都隐含着某种特殊的寓意。

就出发点而言，争取“小康”或“返贫”，都是在争取发展的机会与资源，以至于仅仅呈现出地区发展局部的状态，制造小康与贫穷两种割裂的影像。这种初衷，并非不能理解。地区为发展，索要扶贫的政策资源，勾勒出地区十足贫困的画面感，实属正常。国家扶贫资源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只能依靠贫困的可量化的数据进行辨认，在贫困与藏富、贫困与深度贫困之间归类识别，建立资源投放的价值序列。自然，贫困县遴选可以成为竞赛，因为扶贫资源相对有限，关键是竞赛公平。

大同的可疑之处也在于此。由小康突然“返贫”，不管如何争当贫困县，大同的发展水平是客观的。在客观的水平之上，出现了小康县与贫困县两种可能，说明存在两种识别的尺度，两种尺度间，必然有一种未能准确分辨其真实发展水平。联系此前百强县与贫困县同出一身的例子，是否可以说，在现行的扶贫机制下，地区对于自身或贫或富的画面感的过于强调和营造，使得识别地区是否真正贫困变得越发困难？

享受扶贫，是待遇，但不是特权。扶贫地区获取了相应的资源，它的任务是利用政策性资源摆脱贫困。扶贫资源是手段，而非目标，视其为目标，就会形成对扶贫资源的惯性与依附性，建立起特权式的依赖。对扶贫政策及其资源的过分倚重，一方面，使贫困地区缺乏摆脱贫困的真正动力；另一方面，部分地区不惜以造假方式，参与扶贫资源的竞争。正因如此，在争夺扶贫资格的竞赛中，贫困成了大众化的面相，贫困的缘由、程度，被深深地掩藏起来，变得越来越模糊且难以辨认。

识别贫困成问题，根源在于有些地方对“贫困”趋之若鹜。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扶贫机制遴选扶贫对象时的科学性不够，更在于扶贫模式本身亟待转型。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给其输血不如让其具备造血功能。要是让扶贫政策及配套资金成了天然可利用的资源，甄别不当地取用，就很容易陷入死循环：地区越缺乏自主性，越依赖扶贫资源，越容易贫困，越贫困又越依赖政策性扶贫。扶贫的核心，资金之外，更应该靠提供观念、方式和方法，打通致富的通道。换言之，要强化贫困地区在扶贫中的责任，把扶贫资格当成福利，而非特权，让扶贫不至于成为专属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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