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约束官员亲属经商,核心不是约束官员亲属,而是约束官员,约束官员行使权力的方式和边界。官员的权力变得透明并得到限制,亲属依靠官员的连带影响在市场上不平等竞争的根基,也就被铲除了。
■ 本报评论员熊志
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法治蓝皮书》。其中《公职人员亲属营利性行为的法律规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调研组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就人们对公职人员亲属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认识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公职人员对亲属营利性行为的认识存在误区。
官员亲属经商问题,向来存在争议,社科院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点:调查对象中,51.2%的公职人员和53.3%的公众认为应责令公职人员亲属退出营利性活动,或者责令公职人员因此辞职。因为存在争议,所以现在政策方面并未全面禁止或允许,而是以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管辖范围内和范围外为标准,划定了官员亲属经商的界限。
官员亲属经商界限明确,但并非经商行为都得到了规范。背靠权力参与经营,官员利用亲属经商间接寻租,两种现象都时有发生。比如,此前曝光的“房妹”父母即在此列。官员亲属经商失去约束,伤害是双向的,于权力易造成腐败,于市场妨害了公平。
存在违规经商、寻租问题,部分源于亲属经商的隐蔽性。政府运作的透明化程度,还未达到能够使官员亲属的相关信息充分公开,这从官员财产公开的推进进度即可窥知。官员家庭财产的来源、亲属经商范围等,外界很难获知,进而无法判断权力有无可能扶助亲属经商。加上目前的相关规范多为党纪党规和政策性文件,系统性不足,针对性不够强,官员亲属经商存在滋生违规和腐败的土壤。
官员亲属有无经商的权利,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在目前为其设定的界限内,亲属经营信息必须透明。亲属相关信息的透明,本身应视作权力透明的一部分。这种透明,不一定要全方位面向所有公众公开,但至少应纳入政府内部监督体系。权力监督系统自身需要具备相应的敏感,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披露与公开,引入外界监督。在上述模式中,官员财产公示、住房信息联网等制度设计,能形成反腐合力,能起到积极作用。
权力运行透明化之外,更需要严格限权。亲属违规经商的发生,前提是权力具备在市场上非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官员掌握着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这些资源能够为亲属提供天然的竞争优势。违规经商者并非依赖权力本身,而是依赖权力附带的资源。比如,在行政审批上,官员可以为亲属降低门槛;在税收和融资上,官员亲属能享受优惠;在政策信息上,官员亲属获取更便捷。官员寻租,亲属寻权,寻的都是权力在市场上能变现的资源。
寻租、寻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还源于权力对市场介入过深,约束官员亲属经商,就得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回归法治,让政府回归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管控,进而减弱官员任意支配、调动市场资源的能力,让资源按照市场的逻辑,自动生成其特有的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自发的配置结构。如果市场能够自由进出、充分竞争,官员以权力换财富的通道将被有效阻断。
约束官员亲属经商,核心不是约束官员亲属,而是约束官员,约束官员行使权力的方式和边界。官员的权力变得透明并受到限制,亲属依靠官员的连带影响在市场上不平等竞争的根基,也就被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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