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为何能进入市场

长江商报消息 ■ 堂吉伟德（四川 职员）

2009年深粮集团从湖南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检验该批大米质量不合格，重金属含量超标。随后，深粮集团因大米涨价又将该批大米销售。媒体称，湖南产大米屡次被检出镉超标，多批产品属于不合格产品。质量监督中心称，如消费者食用此类不合格产品，引发癌症的风险增大。（2月27日《南方日报》）

盘点“镉大米”的生态环境，不难发现商业利益、地方保护影子。粮油集团以“有毒相挟”要求降价，而地方为减少损失，流入与流出、供与需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默契，有毒无毒都不是关键，重在其所带来的利益增加与减少。利益的博弈之下，“检验门”与“罗生门”相互并存，彼此倚重。

诡异的是，明明经过质检部门检验而出的毒大米，何以未能被召回或者进行处理？检验是一回事，处理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只检验而不处理，那么检验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进行检验，毒大米流通于市场还只能算失职，那么明明知道有毒而不闻不问，还让其横行于市，这就是典型的渎职。然而，如毒大米一样，不仅职能部门未被问责，反倒是各方合力共同消解利益损失。有了如此的责任生态，毒大米便有了进入市场的通行证。

哪些职能部门需对“镉大米”的流通负责，必须有明确的说法。进一步而言，“镉大米”从何而来，如何禁绝，更是绕不开的问题。如果“镉大米”是加工过程中所致，则要弄清楚相应的责任方；如果“镉大米”是工业化进程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那么显然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加以审视，堵住制度性污染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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