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支招“大城市病”

长江商报消息 据新华社电城镇化率达到52.6%，“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论述，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雾霾、堵车、水污染、高房价、垃圾围城……我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大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视野中如何开出一个有效药方？

代表委员盘点大城市“病情”

“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的诊断略有不同：“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1998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200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PM2.5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三大误区加重“病情”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

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3万人，是1986年的两倍多，相当于26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说，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借力新城镇化求解良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欧阳淞代表认为，从我国目前状况看，难以在一个城市内部找到解决大城市病的良方，必须用大视野来审视。

唐子来委员说，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全国人大代表王文忠说，“要加强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要实现人口的就地转移、就地就业。统筹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支撑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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