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不应局限于卖书

长江商报消息 大小卷（媒体人）

去武大三联扑了个空，转头去找秋林书社，水果湖步行街上走了几个来回，才发现它搬到了二楼。说是二楼，其实也就是个回廊而已，一边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柜，一边是栏杆，之间留了一人的空间，脚踩楼板的咯吱声中，一不小心，还会迎头撞上一面墙——于是叫人看见了墙上的自嘲：“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搬到二楼的秋林，比起香港地标式的“二楼书店”，惨淡多了。

几年前为了找皇冠版的张爱玲，去了香港铜锣湾，楼梯上去一间房，不过五十平米，老板坐在门前，同样固执得棱角鲜明，当我问起经营状况时，厘米厚的眼镜里面，竟生出怒火来。书店老板对一座城市的嘲弄，总是显得恩断义绝。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一群知识分子试图用读书来挽救城市的贫瘠，却为现实所迫，只好在繁华街市的楼上空间，开始经营这些小书店。虽然惨淡经营，却成了读书人的流连之地，成了“退而求其次”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但与他们的实际处境相比，这些书店可能提供了更多的灵魂慰藉，让他们得以支撑。

“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梁文道所说的青文书店，卖全港最多的诗集，老板罗志华在书店结业清理“货仓”的时候，被书砸死，这件事情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没落致死的悲伤隐喻。

在香港知识分子立志用读书拯救城市贫瘠的六十年代，乔布斯还没退学，电脑只能进行简单运算，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足以让大陆的年轻人视为宝物。那是书的黄金时期。如今，即便把书店搬到二楼，省下一笔租金，其改观也只是微乎其微。

所以当我听说香港的书店“更上”了五楼、十楼、十五楼的时候，更倾向于认为这不仅是楼层和租金的变化。因为店面不在街边，甚至没有招牌，看起来是种自断门路的做法，但其实也是分众经营的路径，比如说，用沙龙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聚集“小众”，并且扩大这个“小众”，让书店不局限于卖书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平台、“最民主的空间”。让逛书店摆脱那个简单粗暴的“逛”字，让书店文化消费的格调更加多样，让读书人的归“读书人”而不是“路人甲”，也许下一个好时代，就真的要到来了。

今时已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二楼书店”早已无法拯救实体书店的现状。但我们或许可以参照一下北京“老书虫”。由这个书店发起的“老书虫国际文学节”今年已是第七年，半个月的时间里，有国内外90多位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前来畅谈、对话，虽然有高达200元的门票，但依然有人愿意为之买单。平时，这个同样位居“二楼”的去处，你可以当它是书店、是图书馆、是咖啡厅，也可以是周末沙龙里寻找灵魂共振的地方。也许一个布卢姆斯伯里，一个木心，正在从这样的地方生长，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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