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正义只能由公正裁决体现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朱昌俊

4月2日，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强调，除非经过诉讼程序，法院不再参与针对城乡建设规划中涉及违章建筑的强拆执行。这一解释自2013年4月3日起施行。

根据现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最高法院批复，法院不再参与针对城乡建设规划中涉及违章建筑的非诉强拆，只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解释和强调。鉴于以往地方法院经常作为拆违主体，而备受争议，这一解释，使地方法院能够名正言顺地归位到事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来。对于确立司法的中立性而言，遵循“裁执分离”原则，这是一种必要的“退出”。

一些声音认为，该批复是法院单纯意在减轻受案压力，甚至推卸司法职责。其实这是长期以来，司法实践的现状带给人的认知错觉。现实中，在行政强拆面前，个体力量显得异常弱小，而司法救济的通道，又往往受阻。期盼司法能提前介入主持公正，成为一种普遍民意。但是，也正因为司法的中立性不够，使得司法在非诉案件中的认定，更多时候恰恰只是为行政强拆提供了司法支持，而无助于个体权利的救济。再说，从司法的中立性来看，提前介入行政事务，只能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为代价。

现有的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很多时候异化成为行政与司法的“联合执法”。司法往往成了行政强制力量的一部分，并没有起到公正裁决的作用。那种将司法绑架到行政事务中的做法，实际上使法律处于尴尬的从属地位。此番批复，明确了法院退出违法建筑的非诉强拆，可以有效斩断在拆迁事务中行政与司法的媾和路径。司法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也将更有底气作出公正判决。

也有一种担心。地方法院在违章建筑的非诉强拆案件中退出，或间接带来行政权力在违章建筑强拆上的“膨胀”。理论上，法院退出违法建筑的非诉强拆，避免了事后在审判案件中的“自己审自己”的情况，更有利于司法权力的中立。但是，法院退出以后，在客观上使得违法建筑的强制拆迁中，司法牵制的前置力量消失，于个体的维权而言，提高了门槛，事后纠错，也会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因此，“退出”之后的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力的加强及专业化建设，以及疏通司法救济渠道等方面，仍需做更多努力。

此次批复，也是一次司法权力在有限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司法公信力不足，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与行政力量的关系暧昧。在一些违建强拆现场，法院与行政力量一同出现，犯了司法公正的大忌。无论是此前大量积压的有关城乡拆违案件，还是法院亲自参与拆违，都构成对司法资源的消费，一些案件甚至被舆论为法院为政府背“黑锅”。因此，借助此事，一个应当纠正的认知误区是，司法的正义并不是体现于地方法院在公共事务的干预上，而是要靠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以公正裁决建立公信，否则难以实现司法正义，更无从谈法律的不可侵犯。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回应质疑时也指出，《批复》的出台，更加有利于规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明确司法监督、救济环节与职责，切实体现司法监督的过程性、事后性和中立性。当然，司法能够申明退出，只是迈出了司法中立的第一步，真正以公正的裁决来体现司法公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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